在限薪令不斷出臺的背景下，銀行家們2009年的薪酬出現了兩道不同的風景。一方面，體制內、享有行政級別待遇的高管們薪水大幅縮水；另一方面，市場化機制下的高管尤其是外籍高管薪酬“水漲船高”。總體上看，銀行高管薪酬開始逐步合理化，但問題依舊存在。

　　有投資者就發出這樣的質疑：深發展董事長紐曼的薪酬為何這么高？浦發銀行為何沒有及時披露高管薪酬？……種種疑惑的存在，說明我國銀行高管薪酬激勵和披露制度仍有進一步改革的必要。

　　國有大行“雙軌”定薪酬

　　隨著限薪令的出臺，三大國有上市銀行的高管薪酬出現了較大幅度的調整。

　　中行年報數據顯示，2009年全年董事長肖鋼的稅前薪酬為76.9萬元，行長李禮輝為75.5萬元。副行長李早航和周載群分別為72.3萬元和71.9萬元。而2008年，肖鋼、李禮輝、李早航和周載群四人的薪酬分別為150.7萬元、154.4萬元、148.1萬元、147.7萬元。

　　工行方面，年報數據顯示，稅前董事長姜建清的收入為91.1萬元。行長楊凱生的稅前薪酬為87.1萬元，監事長趙林和副行長張福榮的稅前薪酬分別為82.6萬元和76.2萬元。上述4位在工行管理層收入中是相對靠前的。工行的數據相較08年也有一定程度下降，2008年工行年報中，姜建清的稅前薪酬總計為161萬元，楊凱生的薪酬則為153.5萬元，工行五位副行長及董秘的薪酬也大致在137萬元左右。

　　建行方面，2009年度董事長郭樹清的稅前合計薪酬為90.6萬元，行長張建國的稅前收入為88.2萬元，監事長謝渡揚的稅前收入為86.8萬元，副行長紀委書記辛樹森的稅前收入為75.6萬元，副行長陳佐夫的稅前薪酬為75.7萬元。建行前4名高管的稅前薪酬合計341.2萬元，而在2008年這個數值為612.7萬元。

　　除工、中、建三行外，交行的情況也非常類似。董事長、行長級高管的薪酬普遍在70萬-80萬元。

　　上述數據表明，在2009年業績同比增長的背景下，幾大行的這些高管薪酬幾乎同比打了對折。限薪令的顯著效果由此可見。

　　同時，我們也看到，在這些擁有行政級別待遇高管們薪水受限的同時，那些市場化聘用高管薪酬卻在積極的走市場化道路。于是，在三大行的高管薪酬中，部分高管的薪酬要大大超出該行董事長、行長。

　　年報數據顯示，中行信貸風險總監詹偉堅的薪酬達651.2萬元，將近該行董事長、行長薪酬的8倍；總稽核黃定堅的年薪也達到了228.8萬元。建行投資總監毛裕民的稅前薪酬合計達到309.6萬元，也大大高于前幾位高管。

　　“幾大國有銀行的最高管理者一般由政府任命，同時享受某一級別的干部待遇，因此其年薪需要受到相關條款的限制。但是，由于大行的發展，需要聘請一些有能力、全球化的高管，其薪水則必須走市場化的道路，否則很難從華爾街等地挖來人。這樣‘雙軌’并行并不矛盾。”一位銀行業內人士對《證券日報》記者稱。

　　股份制銀行薪酬迷霧重重

　　與國有大行高管薪酬受到限薪令影響齊打對折不同，股份制銀行的銀行家們2009年薪酬隨著業績回升普遍出現了上浮。

　　年報數據顯示，深發展董事長紐曼的薪酬超出所有目前國內的銀行家們，達到了1741萬元。行長肖遂寧的收入達到了486萬元。董秘徐進的收入為165萬元。

　　民生銀行董事長董文標在報告期內從公司領取的報酬稅前總額為654.58萬元，行長洪崎的全年報酬為626.83萬元。

　　中信銀行行長陳小憲全年收入496.18萬元。招商銀行董事長、行長馬蔚華的全年報酬為530.6萬元。

　　由此可見，這些銀行的高管薪酬由于走市場化路線，薪酬都比較高。有分析人士表示，銀行家的薪酬按照市場化來定價本該較高，但同時還需要考慮其所做出的貢獻和回報是否成正比，需要有一個較為透明的評價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