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趨勢，我在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IMFC）的會上也講到，現在經常項目順差與GDP的比例在不斷減少，而且趨勢非常明顯。有人說是危機帶來的周期性因素在發揮作用，未來中國的順差還會反彈，但反彈的高度會有所降低。而我們自己預測，可能還會繼續下降。

　　這么多年的經驗表明，全球存在不平衡，大家已經知道有一些做法可以去調整，有一定的經驗。同時要相信市場力量，市場對不平衡問題往往有其內在的糾正力量。對于比較大的不平衡，一般都需要一個相對漸進的糾正過程，想要很快就改過來，恐怕也不太現實。例如財政赤字問題、主權債務危機問題、銀行監管問題等等，發達國家也認為需要漸進的調整過程。

　　未來還會不會有不平衡？肯定還會有。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反而是相對的，總會出現不平衡。如果出現大的不平衡，糾正的力度也會增大，但要花時間。僅僅憑某種預測來斷定應該怎樣去調整，恐怕太武斷了。如果預測本身得不到公認，那也就是說說而已。

　　日報：對，但是美國人一般會用IMF的預測來說事。大家認為 IMF相對會獨立一點、公正一點。現在IMF降低了中國經常項目順差與GDP之比的預期，直接相關的是怎么給人民幣定性。按照他們以前的預測，中國的匯率是顯著低估的，現在降下來他們的說法也會跟著變，但具體怎么變還在評估中。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會施加怎樣的影響？

　　周小川：當然，相互之間會有很多討論，但不一定會接受對方的觀點，誰也強求不了誰。對同一指標會有多種不同的預測，用某一種預測的數據去說明應采取的對策，是不太行得通的。

　　外儲投資：

　　先給全球資產排排隊

　　日報：對于歐洲未來幾年的整體經濟和金融形勢，包括歐元的長期趨勢，你的總體判斷或預期是怎樣的？

　　周小川：這個說起來比較復雜。歐洲出了問題以后，關鍵是應該加大改革力度，包括財政整頓、福利制度改革、勞動力市場改革等，經過一系列的改革，相信歐洲慢慢會朝著好的方向發展，這也是我們所支持的，我們對歐元是有信心的。

　　日報：我們對歐洲的判斷和我們怎么布局外儲是有關系的。

　　周小川：目前看來，實際上全球到處都有風險。

　　日報：沒有安全資產？

　　周小川：絕對安全恐怕沒有，只是相比之下，誰比誰好一點、誰比誰差一點的問題。要這么看，方法論就出來了。現在有一些議論，特別是一些人一聽到某些資產有風險就說“千萬別投”，既然到處都有風險，就不能簡單地回避風險。不敢投，就不要搞過多儲蓄，就應更多地通過結構調整把過多的儲蓄用掉。當然，人民銀行一直不希望有過多的、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但既然現實情況是有那么多的儲蓄，而結構調整又是漸進的，就必須面對風險，正視過量儲蓄的風險管理問題。其中一些風險是會相互對沖的，另一些是互補的，由此可對外進行合理的多樣化、分散化投資。同時，還是要更大地向民間投資開放，鼓勵民間資本“走出去”，比如當前我們正在溫州進行的金融改革試點。

　　對歐洲的投資也要這樣看，把歐洲排在什么位置，這是個相對的位置。不能說大家的擔心沒有道理，都有道理，對歐洲的投資中有部分可能會有損失，但要百分之百排除風險是不現實的。我們要做的，是相對地排好隊，盡可能認清風險，最后達到總體效果上的保值、增值。

　　日報：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相對的收益與風險。早期中國的外儲大部分是美元資產，慢慢地往歐洲那邊移，但是歐洲又出事了。如果綜合來權衡，有沒有一些微妙的但有一定趨勢性的改變？

　　周小川：這個離了數學模型、離開了優化計算是沒辦法說的。風險需要量化，需要把風險因素最后做成系數、參數放進數學模型進行量化計算才能得出最優策略。然后還有個優化問題，最優選擇是什么，總得靠數學模型。模型的優化計算還涉及到目標選擇問題，優化的目標函數是什么？是單目標還是多目標？比如我們常說的安全性、流動性、保值增值，就涉及到了三個目標，那么對這三個目標各分別設置多大的權重？這些都必須靠數學模型才能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