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確實有許多弊端，有許多與市場不匹配、不協調、不相適應的地方。但是，所有這一切，都不是國有企業自身造成的，而是與現行政府管理體制有關，是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沒有處理好。
　　要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要讓國有企業不再成為市場的對立面，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政府轉變職能，政府真正能夠從市場撤出來，讓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讓國有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到時候，國有企業也就與其他所有制企業沒有任何區別了。相反，一些民營企業不愿進入的領域和行業，國有企業還有可能發揮更多的作用
　　隨著各地國有企業改革方案的陸續出臺，有關國企改革應當制定“產業負面清單”的說法也多了起來。理由是，通過制定“產業負面清單”，讓國有企業徹底退出競爭性領域，避免再“與民爭利”。
　　讓國企徹底退出競爭性領域，是否符合市場經濟要求。而所謂的競爭性領域，又到底包括哪些方面，哪些方面國企是不能沾邊的，哪些方面國企只能部分沾邊，哪些方面才需要國企控制。如果這樣，就等于將國企與市場完全對立起來了，將國企置于市場的對立面了。
　　問題在于，對市場來說，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無論是國有控股的企業還是民營控股的企業，都應當是市場主體之一，都應當具有平等的市場地位。但是，為什么要求國有企業必須徹底退出競爭性領域呢？當我們一邊要求壟斷領域向其他資本開放，一邊又要求國企退出競爭性領域，是不是也是不公平、不公正、不平等的表現呢？是不是人為地壓低了國有企業的市場地位呢？
　　關鍵在于，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誰也無權要求其他市場主體退出市場。如果這樣，就是另一種不公平了。對國有企業來說，所以會與其他所有制企業形成不同的市場競爭格局，給人以“與民爭利”的感覺。問題并不出在企業身上，而出在政府身上，是政府人為地在國有企業與其他所有制企業之間扎起了道道籬笆，進而使國有企業處于群而攻之的被動局面。如果政府將國有企業也當做市場主體對待，不給國有企業設置保護和限制門檻，國有企業也不會成為眾矢之的。
　　殊不知，對國有企業而言，除外界所看到的被照顧、被傾斜、被優惠政策籠罩之外，國有企業受到的政府的各種限制、各種約束、各種利用，也是其他所有制企業所難以體會的。經營者的烏紗帽掌握在政府的手中，經營者的年薪也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投資決策、經營管理、內部人事任免等，也都無一例外地掌握在政府手中，甚至連捐贈、贊助等行為，也受到政府的強力約束與限制。
　　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的經營者，看起來薪酬待遇很好，社會地位很高。但是，卻完全沒有自主權，沒有市場主體的自由與靈活。尤其是經營決策，常常會受到政府及其相關職能部門的干預，被政府完全沒有規律可言的各種指標所控制。且這些用行政手段干預的指標和項目，常常會通過職能部門的經營業績考核指標下達給企業。否則，就要扣經營者的薪酬。為什么國有企業會出現資產規模大、效益差的現象，很大程度上，就與政府的干預密切相關。這方面，地方國有企業表現的更為突出。
　　也正因為如此，當我們在衡量和判斷國有企業的地位與貢獻時，切不要將國有企業主觀地推向市場的對立面，把國有企業當做市場所不能容的主體。國有企業確實有許多弊端，有許多與市場不匹配、不協調、不相適應的地方。但是，所有這一切，都不是國有企業自身造成的，而是與現行政府管理體制有關，是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沒有處理好。如果政府不能真正轉變思維、轉變觀念，縱然國有企業全部退出了競爭性領域，其他所有制企業也未必就能做得更好。地方許多民營企業國有化管理的問題也是比較嚴重的，企業經營者的政治思維也是很濃的。
　　要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要讓國有企業不再成為市場的對立面，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政府轉變職能，政府真正能夠從市場撤出來，讓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讓國有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到時候，國有企業也就與其他所有制企業沒有任何區別了。相反，一些民營企業不愿進入的領域和行業，國有企業還有可能發揮更多的作用。
　　總之，反國有也是一種市場病，所不同的是，這種市場病是打著市場反市場，是以民資驅趕國資的方式形成新的市場不公平，必須予以關注。特別是要求全面私有化的人，更應當對其作出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