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公務員工資，一直是輿論熱點話題。目前，我國約有700多萬公務員。建立一個科學合理的工資制度，影響的顯然不只是公務員的個人福祉，更關系到國家的治理體系與成效。現行公務員工資制度施行于2006年，缺陷日益凸顯，改革亟待破局。一邊是基層公務員為收入低對媒體大吐苦水，一邊是公眾對公務員福利待遇的各種“吐槽”，到底是哪些因素掣肘公務員工資改革？新一輪公務員工資改革怎么改？在收入分配改革全局中應處于怎樣的方位？對此，人民網特別推出“十問公務員工資改革”系列報道，與網友一起探討。

　　現行《公務員法》對公務員工資水平的表述只有兩句話：“公務員的工資水平應當與國民經濟發展相協調、與社會進步相適應。國家實行工資調查制度，定期進行公務員和企業相當人員工資水平的調查比較，并將工資調查比較結果作為調整公務員工資水平的依據。”

　　實際上，在表決前的草案中，還有一句公務員的工資水平應“與企業相當人員的工資水平基本平衡”。因為許多代表提出，公務員的層級比較多，企業人員的層級比較少；企業有效益好的，也有效益差的，收入差距很大，公務員的工資與企業人員的工資很難做到基本平衡。因此，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建議刪去了上述語句。

　　最終，確定公務員工資水平的依據就剩下“工資調查制度”。法律于2006年規定的這項制度，至今還沒有在國內真正實現，因此現行公務員工資水平實際上缺乏一個法定的、明確的標準。

　　尤其，法律在公務員工資水平與“企業相當人員工資水平”之間的相對關系上用語模糊，既未說高于，也未說低于，還刪去了近似“等于”的用語。在這個問題上的民間意見也相當不統一：有認為公務員工資應當基本等同于社會平均工資的，有認為應該略高于的，還有認為不應超過這個水平的。

　　專家觀點：

　　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工資福利研究室主任何鳳秋：

　　公務員工資與企業員工工資本質相同

　　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工資福利研究室主任何鳳秋認為，公務員工資水平高低是一個相對問題。任何工資制度的建立必須首先確定參照系，在確定和調整公務員工資水平時，也要有一個客觀的參照標準。

　　從世界各國的公務員工資管理的實踐來看，多數國家選擇了將市場工資水平（即企業相當人員的工資水平）作為參照體系，美國法律就規定公共部門工資與私營企業人員工資大體持平。從勞動力市場供給看，公務員工資與企業員工的工資本質上是相同的。政府與企業既然同時作為需求方在勞動力市場上競爭，政府既然希望吸引人才并將其保留在公務員隊伍中，那么,在確定公務員工資水平時，就需要參考企業相當人員的工資水平。

　　但她也指出，工資水平的調整是一個決策過程，需要同時考慮財政承受能力、公眾接受的程度及國家發展戰略的需要。

　　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

　　現行統計指標用來制定公務員工資標準略嫌粗糙

　　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同樣認為，對選擇公務員職業的人來說，公務員工資應當與自己可能選擇的其他職業所得報酬大體相當—如果低了，公務員崗位就吸引不到人才，高了，社會公眾就會不滿。

　　這條線不應以全體勞動者為對象來統計。“公務員大部分都是高學歷人員，目前招考基本都要求本科生以上了，而整個社會平均受教育水平還達不到這個水平。”李實表示，“但要選擇其他標準來衡量，目前還達不到，統計上比較粗糙，沒有區分行業、職業、學歷、工作年限等指標的統計數據，只能根據現有數據來。”

　　但他認為，這方面數據并非完全不存在。即使社會上沒有公開數據，決策部門還是可以收集到相關信息，在內部做統計分析，并得出一個近似的標準。這一做法的缺陷是無法保證數據的公平性，也很難取得社會公眾的信任。

　　李實表示，政府應該委托第三方權威調查機構從事工資調查，并定期發布根據不同階層、學歷、行業等指標區分的勞動者工資水平，該機構應當具備相當的獨立性以保持其公正。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

　　公務員待遇應以專業技術人員為基準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認為，目前國內統計出來的勞動薪酬水平相比現實是偏低的，公務員的薪酬應該要高于統計線。

　　平均工資的計算對象包括了社會全體勞動者，與這條線相比，一般大城市白領的工資都在“精英”之列。唐鈞認為，公務員的定位與這個精英群體相近，待遇也應以專業技術人員為基準。從國際通行做法來看，公務員的工資只是略高于平均工資線，但福利一般比較優厚。常見的做法是，公務員工資相對低，但享有高福利，而企業白領則有較高的工資和較低的福利。

　　“就現階段來看，我覺得公務員的月薪平均應該在5000元左右，其中最好的能達到8000元至1萬元。”唐鈞說。

　　首都經貿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紀韶：

　　公務員的薪酬水平隨國家工業化程度改變

　　首都經貿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紀韶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世界主要工業化國家的評價指標體系中有一項，叫做“就業地位”，它的內容包括衡量公務員在整個就業人口中的比例有多高，在后工業化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這項比例是很高的。

　　“當然這里說的公務員是廣義的，就是把我們一般認為的事業單位，包括部分從事公共服務的社會組織人員都算在內。除去這里說的公務員以外，其他勞動者一般就是自營者和工薪勞動者，也就是自己當老板和為其打工的人。”紀韶說。

　　據她介紹，隨著國家工業化程度的上升，廣義公務員的比例往往同樣上升，部分國家甚至可以達到百分之八九十，而中國目前的比例還不到10%。

　　“在工業化程度比較低的國家，公務員的薪水一般顯著高于社會平均水準。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區分比較明顯，相比勞力者，勞心者是少數精英。到了工業化中期，公務員薪水就開始向平均水準看齊。而對于工業化后期至后工業化國家，去體力化的程度已經很深，更多人開始坐辦公室，這時公務員（廣義）在勞動者中的比例已經很高了，薪酬水平自然也就比較平均了。”

　　那么中國現在處于哪個階段？紀韶表示，中國各地發展非常不平均，比如北上廣深，已經步入工業化后期甚至后工業化階段，但處在工業化前期的城市和地區，在全中國各處仍有不少。“平均來看整個國家可能是略低于中期的程度，但各地差異很大。”她說。

　　但公務員占勞動者的比例只是個相對指標，不能絕對用來說明國家發達程度，更何況，各國對“公務員”的定義都略有差別。以新加坡為例：新加坡的公務員不包括一般所說的事業單位人員，因此人數很少，并且是地位極高的知識精英，其工資也遠高于社會平均薪酬水平。

　　編后語：

　　每一輪關于公務員薪酬的爭論，都會出現“高薪養廉”的聲音。什么樣的工資水平才算得上是高薪？收入水平與廉潔指數有無必然聯系？ “高薪”是否真的能“養廉”？請關注下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