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軍中的政工部門不起作用嗎?

　　高華：國民黨軍中的政治部從來就是軍事主官下的一個幕僚機構, 1946年6月,也就是內戰爆發之時, 在美國的壓力下，國民黨開始學美軍,從軍中撤出黨部，軍委會政治部改為新聞局,另外成立國防部監察局和民事局,將原政治部的職能一分為三。黨部退出軍隊后,政工人員在軍中更無地位，普遍被視為“賣狗皮膏藥的”,使軍隊內部更無凝聚力。據王鼎鈞回憶，內戰后期，國軍官兵談論國軍失敗，像是談別人的事，都“幸災樂禍”，直到大家都當了解放軍的俘虜。

　　國軍貌似強大，內里十分軟弱，這當然就是解放軍的機會，早在1945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就發出《關于成立國軍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分局，軍委、大軍區、野戰軍，各縱隊、師、旅、團政治部和軍分區政治部，都要建立起做國軍工作的機構，調選與國軍有各種關系的干部，經過訓練后，將他們打入國軍長期潛伏，交結朋友，用各種途經，對第一線的國軍和被國民黨收編的偽軍進行策反，策動他們實行戰場起義。以后的事實證明，這項決策是完全成功的，內戰后期，特別在解放軍渡江后，國軍果然如潮水般的大面積起義、投誠，許多時候，解放軍幾乎不需打仗，只管收編國軍就可以了。

　　您剛才提到了熊向暉，國民黨在情報方面的失敗看起來一點也不亞于戰場。

　　高華：在四十年代后期內戰環境下，國民黨的情報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雙方在戰場上的勝負。1988年，建國后長期負責情報工作的楊尚昆在紀念李克農的一篇文章中說：“為配合解放戰爭在全國的勝利，我情工人員深入到國民黨的機密決策指導機關內，及時準確地供給了黨中央和軍委及各地區戰略性和動向性的重要軍事情報，為黨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戰局，制定解放戰爭的戰略方針提供了主要依據，使我軍在解放戰爭中對敵人的主要情況了如指掌，始終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然而多數論者并不了解，在抗戰前國民黨反共的大環境下，處于“非法”狀態的中共很難向國民黨黨政軍系統大規模滲透，錢壯飛等是個別的事例，在此之后，就很少有類似成功的事例了。

　　中共情報工作獲得全面轉機是在1937年抗戰爆發后，由于國共合作，從而給中共的情報工作提供了非常廣闊的空間,1938-1939年，就成為中共向國民黨大滲透的時期，由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李克農等操盤和布局，將張露蘋、熊向暉、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報人員，打入到國民黨黨政軍系統，長期潛伏。

　　中共還對一些意欲回頭的原脫黨人員和前“轉變”人員進行思想和感情感化，讓他們重新回爐為中共做情報工作，但是一般不給黨員名分。1943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情報處：“為要（了）開展情報工作，必須大膽放手地吸收各種各界人員，這是我們的既定方針。你處工作干部中，無論曾脫離過黨或自首叛變過黨，或是特務，只要他愿意為我黨工作，均可使用。”

　　為什么1938年后，有許多人為中共做事呢？顯然不是為了名利。

　　高華：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關之戰影響巨大，很多人敬慕八路軍；中共有廉潔和奮斗形象，而國民黨有濃厚官僚氣，抗戰中期后腐敗嚴重，很多人轉而欣慕中共；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別是新民主主義一改蘇俄式的色彩，國民黨“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引起許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有強大吸引力；中共有平民形象，在根據地實施了一些社會改革，獲得很高的聲望，滿足了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同情、關懷底層的民粹情緒。

　　據說就連蔣介石身邊都是“諜影”重重。

　　高華：是啊，南京電信局有一個“軍話專用臺”，專門接轉總統府、國防部等要害部門的電話，共有九名工作人員，其中七人為中共地下黨。蔣介石之“用人不疑”，與毛澤東“保持高度警惕性”之風格迥然不同。蔣的特點被周恩來、董必武等抓住，特別為他和他所重用的部屬胡宗南等量身定做了一些情報人員，派在他們的身邊，雖有國民黨情治人員的多次舉報，蔣和胡宗南等對彼等的信任仍不改變，參謀次長劉斐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據長期擔任蔣介石醫官的熊丸透露：“我記得那時總統在黃埔路官邸設地圖室，地圖室三巨頭是總統、周菊村與劉斐（為章），三人在南京指揮徐蚌會戰……那時大家都覺得奇怪，為什么蔣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后來大家都認為劉為章十分可疑，蔣先生卻都聽不進去，也沒人敢直接告訴蔣先生，故直到最后證實這點時，蔣先生連想都沒想到。”陳誠去臺后非常后悔，他說本來是商定由薛岳主持徐州方面的，就是因為劉斐“挑撥離間，才換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