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對話中最有趣的部分莫過于談論與人類歷史一樣長久的人類無知史、愚蠢史了。而我們得知的愚蠢歷史又是通過書籍來保存的。那么，書籍到底為我們保存了多少人類的愚蠢，或者說，人類保存下來的所有書籍中，有多少是愚蠢之書、虛妄之書呢？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時，早早進行了對愚蠢的專門研究，他的《布瓦爾與白居榭》更是將人類執(zhí)拗而不可摧毀的愚蠢力量具象化的杰作。卡里埃爾繼承福樓拜的傳統(tǒng)，曾與人合寫《愚蠢詞典》，他自問：“為什么只關注智力、杰作和精神豐碑的歷史？在我們看來，福樓拜所珍視的愚蠢要普遍得多，更豐富多產(chǎn)，更具啟發(fā)性。”

　　艾柯更是出了名的謬誤之書、虛妄之書的狂熱收集者，他多次談論人類的無知史，這部歷史的小部分篇章記載著著名出版社的編輯們面對杰作的無知：“我也許有點狹隘，但我沒法理解為什么要花30頁的篇幅描述一個人在床上輾轉(zhuǎn)反側(cè)。”—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得到的第一份編輯審閱報告。“這類作品很難有機會吸引年輕讀者。”—編輯說《白鯨》。“先生，您把您的小說埋藏在一堆雜亂的細節(jié)之中，這些細節(jié)雖然描寫得不錯，但純屬多余。”—說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您押的韻全錯了。”—對艾米麗迪金森。“在美國根本賣不動一本動物歷史書。”—說奧威爾的《動物莊園》。有對杰作無動于衷的出版社，也有專門出版虛妄之書的出版社。在《福柯擺》里，艾柯寫到一個專門為圓愚蠢之人的出版夢而存在的“虛妄出版社”，他說那并非虛構。

　　試想，在全世界所有被撰寫并出版的書籍中，又有多少是擺脫了虛妄、真正值得閱讀的？我們對書總有一種崇高的理念，自愿把書神圣化。事實上，只要瀏覽一下我們的書架，就會發(fā)現(xiàn)有相當驚人的一部分書出自毫無才華之人，愚蠢之人，中邪之人。可是，如果我們是歷史上那位編輯，會不會出版希特勒《我的奮斗》？二位都認為這很難說。至于杰作，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今我們奉為經(jīng)典的古希臘三大悲劇家，在談論悲劇的《詩學》里卻無一被提及。被亞里士多德反復征引的那些佚失的杰作已經(jīng)永遠被排除在我們的文化之外了。而文化，不就是通過書籍保存下來，從焚燒圖書館的大火中幸存下來，從人類的審查制度中逃離出來的剩余之物么？我們損失了多少文化，而我們幸存的文化中又有多少謬誤呢？

　　柏拉圖的對話集《斐德若》中講到書寫的源起，說，埃及有神明發(fā)明了文字，埃及王提醒他，有此發(fā)明，人們將從此信賴書寫，不再練習回憶，書寫使人“在靈魂里善忘”。誠然，有了書寫和書籍，人們獲取知識的路徑大大縮短了，閱讀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個人體驗和對自我的閱讀。直到如今，將知識注入程序植入大腦也將不再是遙遠的夢幻。如果那一天來到，我們需要的將不再是知識，而是認知方式，是智慧，而智慧，將把我們重新帶向生活經(jīng)驗本身。有一點是肯定的：智慧的獲取，永遠也“別想擺脫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