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成為一種消費品之后，很多有才華的人都成了生產產品的人，以往那些和自我、體制、禁忌作斗爭的使命感、自省，搖身一變，轉化為向市場、讀著、排行榜親近的奇裝異服。就《這兒，那兒》這個產品而言，顯得有些“不識時務”，因為連基礎的性描寫都一筆帶過了，能指望高攀眼球經濟的排行榜么！不過，考驗一個人講故事的能力如何，聽聽他講最熟悉的生活就行了，小說的前半部分的校園時光，寫得比較松散，但是下半部分對銀行工作的描述，不能不令人嘆服

　　許巍不是搞文學的，但是早期的一首《兩天》唱盡了青春癔癥，他說“我只有兩天，一天用來出生，一天用來死亡。我從沒有把握，一天用來路過，另一天還是路過 ”，很多城市小說、青春文學都背負著這種情結上路，在失業、失戀、失地（離開原住地）的“三無”生活里，唱著后青春期的獵獵挽歌。《這兒，那兒》也沒有免俗，一開始奠定的故事底色，就慢慢泄露了作者的審美思路。直到結尾，他也沒有給主要人物回歸正常的生活，難道“馬不停蹄憂傷”是這些小說的共性？

　　面目模糊的城市青年們，既要享受豐富的物質生活，又要獲得心靈自由，既要保持身份的孤獨棄絕，又放不下小情小愛的糖漿，以至于偏執的作者們常常把筆下的人物折磨致死，《這兒，那兒》作者同樣把主人公寫死了，再次讓我想起了《挪威森林》等經典篇什。就是說，城市小說里的青年們都在做“兩難推理”，享受著動蕩帶來的未知、前進的刺激，又得必須進行“失敗者的飛翔”，承受尋找穩定的感情、物質生活時的空蕩、挫敗，不停為速朽的青春尋找養老保險。

　　以弗雷德里克?杰姆遜的觀點看來，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全球化經濟而來，文學等領域的“后現代性”遮蔽了很多作者的視線和氣量，神圣感、距離感的消失、物質高度發達帶來的失重，讓人產生了身份困惑。而中國作為工業化剛剛起步的山寨大國，泥濘濕漉的農業社會還沒過完，城市小說的作者們就要跨過還沒到來的工業社會，去想象和解構后工業、后現代生活，多少不合時宜。因而，城市小說和作者們一起，都飛不起來，才是必然現象。等到全民中產，估計會出現奇跡。《這兒，那兒》或許能“在別處”飛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