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們不能在細枝末節(jié)、只言片語上都以魯迅的是非為是非，對于魯迅批評過的人物也應全面評價其歷史功過。比如魯迅批評過梁實秋，梁實秋在散文創(chuàng)作和翻譯上自有其貢獻。魯迅憎惡章士釗，但章士釗仍然功過并存。

　　論爭為學術文藝注入活力

　　海南周刊：了解魯迅參與的論爭有何現(xiàn)實意義？

　　陳漱渝：俗話說：“以史鑒今”。論爭是人類古已有之的傳統(tǒng)，能展示人類自身的智慧和風采。在論爭過程中，雙方的學術視野、知識水平和論辯技巧進行著激烈的抗衡，從而使文化、學術得到進一步的提升、傳播和推廣。

　　在古希臘，學者之間的論爭蔚然成風，出現(xiàn)過著名的雄辯家伊薩烏斯和著名的詭辯家萊什阿斯。他們能說會道，口若懸河。

　　在中國，春秋戰(zhàn)國時代也一度呈現(xiàn)過“百家爭鳴”的局面。孟子對他的弟子公都子說過一句有名的話：“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當時論爭的主要對象是楊朱和墨翟———他認為這兩位思想家的言論屬于“邪說淫辭”。

　　當前中國社會處于一個重大轉(zhuǎn)型時期，作家和批評家都置身于一種多元化的語境之中，特別是文學觀念不斷更新。因此論爭是無法避免的。魯迅在論爭中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于當今文壇的探索者都會具有重大啟示意義。不過，魯迅當年是生活在革命年代，動亂歲月，而今“和諧”二字已經(jīng)成為了中國乃至全球的主旋律。進行論爭的環(huán)境和對象改變之后，論爭的方式和文風當然也應相應進行調(diào)整。

　　海南周刊：為什么說論爭會為學術文藝發(fā)展注入活力？

　　陳漱渝：隨著現(xiàn)代科學迅猛發(fā)展，信息暢達，知識爆炸，事物的相對性、不確定性不斷被揭示，從而動搖了原來僵化的思維模式。

　　任何人都不可能窮盡真理。因此，論爭雙方的觀點往往具有互補性，可以通過論辯發(fā)展真理。魯迅當年參與的論爭也是這樣。比如“革命文學”的倡導者有些主張不符合中國國情，但魯迅認為這一口號的提出畢竟功不可沒。在“兩個口號”論爭過程中，雙方的觀點各有偏頗，因此魯迅才認為“兩個口號”可以并存。真理愈辯愈明，這就是論爭提供的活力和動力。

　　勢所必至，理有固然

　　海南周刊：在魯迅生活的時代，文藝戰(zhàn)線論爭頻發(fā)，是否也有其必然性？

　　陳漱渝：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國文學一直處于與世隔絕的單元的文化背景之下，呈現(xiàn)出一幅老態(tài)龍鐘、我行我素的固執(zhí)形象。

　　直到五四時期，隨著外來文化的八面來風，中國文化才真正打破了文化背景的單元性質(zhì)。多元并存的外來影響，使中國文學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現(xiàn)了群芳競艷的喜人景象。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之下，文學論爭的產(chǎn)生就成了“勢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情。

　　比如同樣留學美國，胡適等新文化運動先驅(qū)者所開采的思想資源是歐美啟蒙運動和科學主義思潮，手段是理智，目標是個性解放和思想文化上的反叛傳統(tǒng)。

　　而梅光迪等“學衡派”骨干則師承新人文主義思想家白璧德，敵視科學理性主義和藝術中的浪漫主義，片面維護古典主義傳統(tǒng)，因而走到了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

　　又比如同樣留學日本，魯迅接受了明治時代盛行的寫實主義、功利主義影響，具有強烈的政治意識和社會責任感。而創(chuàng)造社的批評家成仿吾卻接受了大正時代尊個性、贊創(chuàng)造，在成仿吾看來，魯迅的現(xiàn)實主義作品如《孔乙己》、《藥》等，都是“淺薄”、“庸俗”之作，惟獨“描寫性的發(fā)動和創(chuàng)造，以至衰亡”的《不周山》“最出色”。

　　海南周刊：最后，能請您談談編輯出版這本論爭集的主要目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