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京報報道，日前發布的“2014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壓力調查報告”顯示，日前有調查報告顯示，今年大學生期望待遇跌至近4年最低點，期望月薪平均3680元。這和3年前比，低了近2000元。就感性認識而言，這份結果看上去確實會使“讀書改變命運”的階層流動觀顯得蒼白，也很容易與盛行多年的“讀書無用論”發生某種意識或不意識的勾連。

　　一直以來，“書中自有黃金屋”的說法深刻地影響公眾心理，而集結其上的，其實也是某種板結化的認知，那就是學歷跟待遇，甚至是首份工作的待遇掛鉤。正因如此，大學生月薪期望降至四年最低，確實容易引來不少消極解讀。

　　但在該現象背后，有必要對其潛在的兩重前提進行反思：一是為何大學生就應當有更高的期望；二是月薪是否就能涵括就業的評價因素。

　　在很多人的慣性認識中，大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理應有更豐富的知識及更優越的條件去從事管理型、服務型等智力工作。由此，其所獲之“價值”(主要是物質價值)應當高于一般社會人員。但如果我們承認經濟發展帶來行業分工的細化，就可看到時代變遷所賦予的另一背景：賦予“讀書”物質價值的，更多的是通過行業具體化的實踐而非高等教育本身。而大學所提供的，僅是一種可能有助于日后工作實踐的通識教育，大學生不過也是一種普通的身份標示，在擇業之初對其有太高期盼，未必就不是捆綁。

　　此外，就擇業而言，月薪追求其實只是就業所考慮的一個方面。因為就有些選擇而言，如公務員、律師、“三支一扶”等，人們在選擇時更多考慮的是一種身份地位、可能性的發展潛力以及多元化的價值追求，而這些絕非是預期月薪所能涵蓋的。更何況，越來越多的大學生趨于理性，先就業再擇業成了他們常見的選擇。我旁邊就有不少同學認為：工資會漲的，經驗也會慢慢積累，人脈資源也會建立起來的。沒必要把“期望月薪”說成對發展前景的悲觀。

　　在有關大學畢業生就業的問題上，輿論確實容易以他者視野強加諸多的“想當然”。但當我們降低期望月薪時，內心包含的，是“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價值命題，別人解讀出的樂觀或悲觀，未必就是對我們處境和期望的最切身的認知。(杭州師范大學法學院學生 陳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