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燕京學堂”計劃引發多方質疑、北京大學校方背負重重壓力的時候，面對記者的采訪，從校長王恩哥到多位相關負責人，每個人無一例外地都談到“擔當”。
“中國夢”的實現，需要中國大學承擔起使命
“我剛從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的活動現場回來，每每這個時刻，我都有一種強烈的感受。隨著中國迅速融入世界，隨著中國同國際交流越來越廣泛、越來越深入，國際社會急切地希望了解中國，關注中國的態度與思想。我們的大學，應該在這方面做點什么：多培養一些具有跨文化、跨國際交流能力的人才，多培養一些真正懂得中國、熱愛中國的人才，多培養一些能夠站在國際舞臺上發出響亮的中國聲音的人才。”這是王恩哥接受采訪的開場白。
“中國的大學應該有緊迫感。去年秋天哈佛大學校長在新生入學時的講話，我們聽后特別有感觸，她說：歡迎同學們，你們來自全世界110個國家，全美國50個州。哈佛這一屆才1600多個學生，卻有著如此豐富多元的國籍和地域背景。我們什么時候能夠趕上人家，這個雄心要有。要實現中國夢，如果沒有一兩所和別人平起平坐的大學，這個中國夢就不圓滿。任何一個有著悠久的文明和歷史的地區或國家，一定有一兩所大學不單單屬于這個地區和國家，也屬于全人類。”王恩哥說。
“燕京學堂”的動議，正是來源于這份緊迫感與使命擔當。
記者采訪了來自哲學、中文、國關、物理、前沿交叉研究院等院系的十幾位北大老教授，他們都有這樣一個感受：隨著國際交流越來越深入，我們在發展過程中遇到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需要在歷史和現實、中國和世界的視野中進行深入研究和思考。“得有大學承擔起這樣的責任，北大，應該當仁不讓。”老教授們說。
與此同時，北大還對“燕京學堂”寄予厚望：探索一個方向，蹚出一條道路，更好地將“主體性”和“國際化”相結合。同時，用全球化的視野、用國際通行的規則與方式，向世界發出中國的聲音。而這，恰恰是我國許多正在探索世界一流大學方向的高校正在面對的難題。
“這是北大的教育使命，無論多困難，我們都得走下去！”王恩哥說。
“中國學”的構建，旨在恢復人文學術融會貫通的傳統
培養一批了解中國、了解世界的優秀人才，這句話不能成為口號，需要實實在在的載體。而在“燕京學堂”的設計者看來，“中國學”的構建，就提供了一個開放的教學科研體系、包容交叉的學科框架，以及人才培養的平臺。
北大常務副校長劉偉介紹，“中國學”的設立，是為中外學者進行廣泛文化交流與對話提供的良好平臺。要教外國青年學生從中國人的視角看中國，教中國青年學生從世界的角度看世界。“韓國總統樸槿惠所讀的《中國哲學簡史》，是馮友蘭先生在美國講學期間用英文寫作的，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之所以開設“哲學與宗教”“歷史與考古”“文學與文化”“經濟與管理”“法律與社會”“公共政策與國際關系”6個方向的課程體系，也正是出于突出本體性和國際化的雙重考量。劉偉介紹，“我們的想法是恢復中國人文學術融會貫通的傳統，這有助于打破人文學科領域內的學科界限，創新人才培養模式。‘中國學’的研究特點之一就是重視學科的融會貫通。除了要文、史、哲貫通，還要中西學術貫通。”
“有容乃大，心懷天下，這何嘗不是北大最優良的傳統之一呢！能夠包容各種文化形態，自身的文化才可能變得多元和豐富。”劉偉說。
信息公開與完善管理，是“燕京學堂”計劃啟動的前提
如何更好地信息公開，以及如何更好地尊重師生的意見表達，是“燕京學堂”計劃實施過程中的重要課題。
“‘燕京學堂’計劃是一個系統工程，它的啟動勢必要經過周密論證。北大專門組建了燕京學堂建設領導小組和工作小組，設立了燕京學堂籌備建設辦公室，專門負責籌備工作，而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聽取意見和建議，征詢師生的意見。”王恩哥介紹，“僅我自己，就牽頭召開了十幾次交流會，小到七八個人，多則幾百個人。”
據介紹，北京大學黨委常委會、校長辦公會分別就“燕京學堂”籌建事宜數次聽取匯報，進行深入討論；北京大學規劃委員會對“燕京學堂”的設立進行了論證，最后做出集體決定。
自5月5日宣布“燕京學堂”正式建立以來，北大校領導和“燕京學堂”領導班子組織多次座談會，分別與北大教職工代表、學生代表、專家學者代表、校學術委員會成員和校友代表進行座談。
資金問題也是目前外界普遍關心的，劉偉介紹，“燕京學堂”的建設和運營資金通過向社會定向公開募款籌集。捐贈的資金形成專項基金，通過基金收益支持“燕京學堂”的發展，不使用北京大學正常辦學資金，沒有一分錢來自國家撥款。
而針對選址等問題，王恩哥的態度也十分開放，“一切都是可商量的，但是一定要經過多方面的論證與研究。”
走出北大辦公樓，一個強烈的感受涌上心頭：不知有關“燕京學堂”的爭論還將持續多久，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這樣一所承載了太多人的夢想、關注與期許的大學，任何一項改革和舉措都注定會是備受矚目的，注定會是前行不易的。
而越是這樣，越需要北大的改革者拿出擔當的勇氣，與嚴謹、科學、完善的頂層設計。(趙婀娜 楊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