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高分考生“神化”的迷信、對高考分數的癡狂，都不是“人生出彩”的常態，更不是社會公平正義的福祉。

　　每年的“高考季”，基本都是以雷人勵志語或“高考工廠揭秘”開篇，然后以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狀元熱”收官。2014年高考落幕，各地“狀元”紛紛出爐，狀元生的高考復習筆記，于是就成了當季熱貨。譬如在知名電商網站，80%賣的都是河北省衡水中學的高考狀元筆記。然而，央視《是真的嗎》節目求證發現，真正的狀元筆記根本就未曾流通入市，網上商鋪的熱銷筆記，百分百“贗品”罷了。

　　假“狀元筆記”的曝光，立時引發輿論熱議。事實上，每年在高三學生周圍，均充斥著各色“狀元類”衍生商品：高考狀元筆記、狀元房出租、狀元保健品、狀元上過的教育機構和用過的電子教輔商品……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仿佛狀元沾染過的柴米油鹽，都被寄寓了某種不可言傳的“超能量”，而任何一種頂禮膜拜，不僅與有榮焉，簡直還能“雨露均沾”。這種癔癥，頗有市場。

　　經濟學經常會打個比方：狗愛骨頭是天性，資本家愛資本也是天性。事實上，狀元經濟之所以喧囂一時，恰在于熱炒狀元儼然成了畸形的剛需——正因為社會有需求，相關商品才會搭上“狀元”這趟順風車，且永遠不愁銷路。

　　論說起來，恐怕還是三個肇因使然：一者，早在2004年起，教育部就明確叫停炒作高考狀元，要求不得對高考升學率及高分考生進行宣傳，違反規定的地方教育行政部門、相關學校將被嚴肅處理。只是，十來年倏忽而過，年年狀元年年炒，有哪個地方教育部門與學校因泄露高考信息而被“嚴肅處理”過呢？違規成本低廉、守法自覺稀薄，是禁炒令幾乎淪為一紙空文的關鍵。

　　二者，“制造狀元”契合短視的地方教育政績觀，那么，炒作狀元自然就不會成為過街老鼠。譬如前段時間，廣西欽州二中被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30多歲的吳善柳今年在該校參加高考，奪得欽州市理科狀元。他曾輾轉多所學校參加高考，并幾次考上重點大學，連2011年考上北京大學都沒有去讀，被稱為“高考專業戶”。拋開其間的獎勵懸疑不說，當地公辦高中為一個學生提供8次復讀機會，甚至還免學費、發補貼，這羊毛究竟要從哪只羊身上出呢？教育資源配置過于倚重高分段學生，相關學校即便“跑偏”，亦然樂此不疲。

　　此外，在中國氤氳已久的狀元情結，背后也有著復雜的社會歷史動因。“十年寒窗無人問，一朝成名天下知。”正因為十數年的憋屈與壓抑，才需要為并不快樂的求學生涯找個紓解的出口。用最樸素的辯證法觀之：狀元有多輝煌，求學就有多痛苦。從這個意義上說，炒作狀元與“六月撕書”一脈相承。中國讀書人終于拋棄“敬惜字紙”的舊傳統，形成“痛撕書本”的新習俗——沒有惜別之情、沒有念想之意，書本與學業總是欠缺了那一份人文的溫情。對狀元近乎病態的炒作，恰恰與這種失衡心理暗相呼應。

　　當然，作為成功學的一部分，狀元經濟也許無可原罪。但如果炒作過熱，甚至亂象叢生，恐怕就不只是貨不對板的市場問題。它背后氤氳的對高分考生“神化”的迷信、對高考分數的癡狂，都不是“人生出彩”的常態，更不是社會公平正義的福祉。一句話，狀元經濟，一個巴掌“炒”不響，而要整飭此般亂象，市場監管要作為，教育改革更要爭氣。

　　(■鄧海建 作者系媒體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