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必須擴大，近在咫尺的蒙古又不能或不愿、不敢下手，何處才是其理想的侵略之地呢？松室孝良在經過詳細的調查研究與認真分析之后，將日本帝國對中國的下一個侵略目標，鎖定在“易于進攻的中國華北”。其主要理由有下列三點：首先，作為消費市場的主體——人口，華北所擁有的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陜西、河南七省的人口總數約一億，“為滿洲三倍，消費能力當然在三倍以上”。商品之進出，又有便利的天津、青島兩港可資利用。其次，作為日本國內生產所必須的原料，華北七省擁有豐富的煤、鐵、小麥、棉花、大豆、石油等，且儲量甚豐。松室孝良得出結論：煤的儲量僅次于美國，占全世界的第二位，其中僅山西省的儲量，就占全中國的一半以上，為中國東北最大煤炭基地——撫順煤礦的120倍;鐵的儲量，全華北約在2億噸以上;小麥的年產量，僅山西、山東、河北、察哈爾4省，即多達11000萬擔。此外，華北的棉花，年產約330萬擔;大豆年產約5000萬擔。因此，占領華北并使之長期置于日本帝國的統治之下，對日本來說，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則原料產量當能增加3倍，民眾之消費能力，亦自能大為增強”。第三，對于華北的民眾和官吏，松室孝良認為：華北民眾大多屬于“奸猾而薄弱，易于利誘與威脅”之類;“民眾間缺乏團體組織與訓練，完全為散沙狀態。惟少部分反滿抗日實力，仍是再接再厲的與我持斗，雖迭經宣撫、討伐、軍事政治工作，仍為帝國心腹之患”。對于活躍在華北的愛國學生和抗日志士，他們“雖有相當組織與堅決的意志，然大部分為客籍分子，殊難深入華北之當地民間，一旦華北變起，勢必大部瓦解，不足為患”。與此同時，松室孝良也看到了愛國志士的發展潛能，認為“彼等深刻的懷抱反滿抗日的思想，將來返回鄉里，勢必組織鼓吹抗日，組織實力，訓練民眾，亦殊為帝國之大敵”。有鑒于此，松室孝良向日本帝國建議道：“帝國為免激發其反感，對于彼等行動，應采督促華北政權自行取締主義，盡量避免直接干涉。”松室孝良感嘆道：“故華北誠我帝國之最好新殖民地也。”

　　妥協退讓：助長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全面侵略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視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武裝為“心腹大患”，全力“圍剿”達10年之久;而對于日本帝國主義步步緊逼的侵略政策，卻視而不見，一味妥協退讓。國民黨政府及其各級官吏的對日政策和心態，大大刺激了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全面侵略的野心。。。。。（廣東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