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萬被侵華日軍血腥屠殺的遇難同胞、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同胞，有了屬于自己的祭日。一個以國之名，舉國同祭的紀念日

　　“看，從今年起，每年的12月13日，國家都要為你們在內的南京大屠殺死難者舉行國家公祭。聽，77周年的和平警鐘即將敲響！”這是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夏淑琴的孫女夏媛12月1日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冥思廳誦讀悼念遇難親人的祭文。

　　即將到來的12月13日，是第一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從此，30多萬南京大屠殺死難者、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者，有了屬于自己的祭日。一個以國之名，舉國同祭的紀念日。

　　2014年，距離南京大屠殺發生已經77年，距離日本戰敗和二戰勝利已經69年，我國為何選擇在這樣的時間節點設立國家公祭日？公祭日設立的背后又有怎樣鮮為人知的故事？

　　設立公祭日呼聲已久

　　國家公祭日設立的背后，是一批人持續幾十年的努力。

　　朱成山，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從在全國第一次舉行集體祭奠儀式到堅持20年不間斷，從第一次提出國家公祭到“絞盡腦汁”通過多種渠道發出倡議，擔任紀念館館長20多年，將“12·13”設立為國家公祭日是他最大的心愿。

　　“作為在二戰時期曾遭受了巨大傷痛的民族，我國國家層面一直沒有一個集中祭奠死難者的日子，這與我國的大國地位不符，也不符合國際慣例。推動設立國家公祭日是對30萬遇難同胞最好的祭奠！”朱成山說。

　　在朱成山的“謀劃”下，關于設立國家公祭日的呼聲由來已久。

　　“南京大屠殺是一個全國人民都應銘記的日子”，在參觀完紀念館并與朱成山深入交流后，2005年的全國兩會上，時任全國政協常委、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趙龍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議把12月13日定為國家公祭日，并由國家領導人參與整個公祭活動，同時建議升格紀念館。趙龍的這份提案被媒體廣泛報道，一時間成為當年兩會的焦點話題。

　　“我的這一想法提出后，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認同，當時就有49名全國政協委員聯合簽名。后來，我還收到了上萬條網友的回復，他們都對我的提案表示贊成。”趙龍對此記憶猶新。

　　2012年的全國兩會上，民革江蘇省委副主委、南京藝術學院院長鄒建平代表再度提交了一份建議，內容同樣是建議把每年的12月13日設為國家公祭日，在南京舉行國家層面的悼念遇難同胞活動。當年年底，中央有關部門就他的建議辦理情況作出答復：“由江蘇省委、省政府按程序向中央提出將每年12月13日設為國家公祭日的申請”。

　　多年來，除了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社會層面、媒體界關于設立國家公祭日的呼聲也是此起彼伏。

　　最終，2014年2月27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的決定草案。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載孔子門生曾子的這句話告訴人們，敬畏死者、追念先賢，定期舉行祭禮不斷追思，社會風俗道德一定可以漸漸篤厚起來。

　　在長達2000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中，祭奠圣人、先賢的日子并不少見，但唯獨缺少了國家公祭平民的日子。中華文化中亟需補上這樣的一課。

　　“生命權是最基本的人權，尊重生命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鮮明特征。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成千上萬的無辜平民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一個個鮮活的生命頓時成了冤魂。濫殺無辜是反人類、反人道、違背國際法的罪惡行為……舉行國家公祭活動，對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者悼念，這一正義之舉充分體現了中國政府對人權的尊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鄭淑娜在給《國家公祭——解讀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資料集》的序言中寫道。

　　重拾傷痛教育也被視作另一種“補課”。

　　1945年9月9日，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南京向中華民國政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呈交投降書，標志著抗日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至此正式結束。

　　69年后的同一天，南京江東門小學的36名學生成為南京國際和平學校的首批學員。當天，他們領到了剛剛出版的《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讀本》(小學版)和《和平學概論》作為教材，授課教師則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和南京市社會科學院國際和平研究所副所長趙德興。

　　“開設國際和平學校并非中國首創，而是借鑒了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國家博物館、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廣島國際和平學院等的做法。”朱成山介紹，這些紀念館均設立專門的訓練營、研究性學習班，通過舉辦講座、證人證言等多種形式拓展人們對歷史的深入了解和思考。而南京國際和平學校包括9月9日首期培訓班在內，今年將舉辦10期，明年舉辦100期。將從歷史與和平的視角，對北京中關村中學、上海市西中學、香港九龍職業中學等100多所共建學校，以及來館交流的外國學校師生開展培訓。

　　南京寶船小學退休教師王焱說，在長期應試教育的指揮棒下，中國中小學歷史教育沿用的是通史教學、課堂教學方式，不利于青少年對民族特有的歷史記憶進行深入了解。“有必要讓南京大屠殺歷史完整地走進課堂，并組織中小學生前往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進行社會實踐教學。”

　　中國二戰貢獻與損失不應被遺忘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在當前世界興起反思戰爭、珍愛和平的熱潮中，我國適時設立國家公祭日，是對國際社會的最好提醒：作為二戰的四大同盟國之一，中國的抗日戰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也為整個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但是，由于戰后美國對日態度的變化及東西方陣營的長期對峙，南京大屠殺歷史一直不為國際社會所知，直到上世紀90年代美國華裔作家張純如的英文版《被遺忘的浩劫》面世，這段歷史才為西方社會逐漸認可。

　　南京大屠殺歷史國際認知甚少的現狀，是我國抗戰歷史不為西方社會接受的一個縮影。歐美學界一些人對中國的抗戰貢獻要么根本不了解，要么不屑一顧。

　　歐美各國國家歷史課程標準顯示，美國特別強調二戰中“本國在國際事務中角色的重塑”；英國重點著眼二戰中重要人物、事件對英國的沖擊；澳大利亞、加拿大對盟軍占領日本、本國軍隊貢獻等內容“濃墨重彩”，而對日本入侵中國“一筆帶過”。

　　這一現實已經引起了少部分西方學者的關注。2013年10月18日，美國《紐約時報》刊載了英國牛津大學教授拉納·米特“關于二戰，世界虧欠中國”的研究成果，稱“中國在二戰期間對同盟國抗日戰爭的貢獻不但從未被全面承認，也未轉化為中國在本地區的政治資本”。

　　米特認為，中國實際上是最早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國家，中國的抗日戰爭牽制了大約100萬日本軍隊，共發生了137次局部戰事。“沒有中國的抗日戰爭，二戰在歐洲戰場的戰事會更加撲朔迷離，出現其他變數。”近年來，他和他的老師劍橋大學方德萬教授一起，推動著西方世界開始逐漸認識中國對二戰的貢獻。

　　更值得憂慮的是，當前西方多國在中日歷史爭端中所扮演的角色，似乎在重蹈“綏靖主義”的覆轍。一方面，對中國在二戰中的歷史貢獻漠視；另一方面，對日本一再破壞戰后秩序的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朱成山等專家表示，這對我國乃至世界的和平發展構成巨大威脅，需要引起高度重視。

　　既震懾日本右翼，又超越中日博弈

　　“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參與審判日本戰犯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代表法官梅汝璈先生的話至今發人深省。

　　中國設立國家公祭日，國際上“感觸”最深的肯定是那場戰爭的加害者、歷史上多次侵犯中國的日本。雖然我國設立公祭日有著復雜的歷史和現實原因，但將侵華日軍罪行永遠釘在歷史恥辱柱上，有力震懾日本右翼謬論是其中最為關鍵的因素之一。對此，我們無需諱言，也沒有必要遮遮掩掩。

　　一直以來，一些別有用心的日本右翼分子始終將否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部分史實作為美化侵略戰爭的突破口，并一再篡改教科書中相關內容。然而，在鐵證如山的歷史面前，任何狡辯都是無力的。

　　“這是對妄圖否定歷史的日本右翼的一個警示，”朱成山說，對南京大屠殺歷史事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早有定性。此次通過法律的形式確定國家公祭日，再次強有力地維護了當年的判決，體現的是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意志，不容任何詆毀與質疑。

　　當然，我國設立國家公祭日顯然不僅僅是為了震懾日本右翼，而是超越中日博弈的決策。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學會副會長、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張生表示，上世紀90年代，受中日關系的發展走向影響，南京大屠殺歷史研究時“冷”時“熱”，這其實是一個誤區。歷史就是歷史，不管兩國關系走向何方，都不該影響學術研究。

　　日本政治評論家本澤二郎說，受害國應該對國民進行切實的歷史教育。中國選擇這一時機確定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和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是在清楚地表明反對日本再次走向帝國主義的態度。這也是在向日本民眾發出呼吁，即日本民眾要反省歷史，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攜起手來，對日本政治的錯誤走向說“不”，共同維護地區以及世界和平。(文/《了望》新聞周刊記者 蔡玉 高蔣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