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4月27日電　題：“產能”沒有過剩，“焦慮”過剩了

新華社記者葉書宏

這是廣州廣汽埃安展出的純電平臺模型（4月24日攝）。據國際能源署測算，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車需求量將達到2022年的4.5倍，當前新能源汽車產能遠遠無法滿足全球市場的需求。從需求端的巨大潛力來看，中國新能源領域產能遠未“過剩”。新華社記者鄧華攝

近一段時間，美西方一些政客、媒體彼此呼應，炒作所謂“中國產能過剩論”，把中國自主發展積累的比較優勢歪曲為“不公平競爭”，把中國造福全球的優質產能抹黑為“沖擊世界經濟”。顯然，這是某些國家面對中國崛起的又一次集體焦慮癥發作，是針對中國經濟挑起的新一輪認知戰。中國對自身道路充滿信心，炒作雜音帶不偏中國式現代化的產業轉型升級路徑，更不可能動搖中國推進高水平開放和高質量發展的堅定決心。

這次美西方炒作所謂“中國產能過剩論”，看似談經濟問題，實則有著復雜的時代背景和政治動機。這個時代背景就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發展中國家深度融入全球化，在參與分工的過程中發展出新的比較優勢，日益成長為全球新的制造、創新和發展中心，美西方認為其數百年來通過科技、金融、軍事、殖民等手段構建固化的“中心-外圍”產業分工體系面臨挑戰。這個政治動機就是，先發國家在金融資本布局全球的過程中，實體經濟金融化和產業空心化日益加劇，制造業比較優勢不斷減弱，于是通過打壓遏制后發國家技術進步、產業發展以維護其全球分工體系的壟斷地位。這是一場發達國家死守利益固化的舊秩序“城堡”與發展中國家努力打破“天花板”爭取公平發展權之間的較量。因此，所謂“產能過剩”是假，“焦慮過剩”才是真。

當今世界所取得的財富和物質成就，很大程度得益于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得益于各國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基于比較優勢形成的全球分工。這種比較優勢，過去主要取決于自然資源稟賦等天然差異。隨著科技成果的全球擴散和各國自主發展能力的提升，比較優勢的形成開始更多依賴后天因素，比如產業政策、戰略規劃以及科創能力等，各國通過合理的要素組合培育出各自的比較優勢并參與全球競爭，實現產業鏈價值鏈的不斷躍升，推動全球分工體系朝著更有效率的方向調整，這樣的結果總體有利于全球生產資源配置效率和人類整體福祉的提升。然而，從歷史上看，經濟規律有時會被人為的政治因素所干擾，這樣的調整也不會自然發生。

4月15日，參展商在第135屆廣交會上向采購商介紹太陽能電池組件展品。統計數據顯示，2023年，我國出口機電產品當中，電動載人汽車、鋰電池和太陽能電池等“新三樣”產品合計出口1.06萬億元，首次突破萬億大關。本屆廣交會上，“新三樣”相關展區“光電鋰”交易持續火爆。新華社記者劉大偉攝

英國曾引領工業革命浪潮，制造業比較優勢一度無人能敵。但隨著其他國家的崛起，推動英國居于中心的全球產業布局發生歷史性調整，英國極力阻攔他國發展，動用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以捍衛其全球產業的中心地位。二戰后，當歐洲和日本在高科技產業領域崛起，從而挑戰美國在經濟領域的中心地位時，美國就利用其軍事、政治和金融優勢，極力遏制歐洲和日本的發展勢頭，維護美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壟斷地位。今天，中國在深度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得益于明顯的制度優勢、正確的戰略規劃以及強大的學習創新能力不斷積累比較優勢，在越來越多的領域打破美西方對全球產業的壟斷。中國產業技術升級給全人類帶來福祉的同時，也讓美國等國家覺得觸碰了其壟斷利益的奶酪，其結果就是美國或訴諸保護主義或直接遏制打壓，試圖阻斷中國產業升級的路徑。當下所謂“產能過剩”根本不是市場定義下的結論，而是人為制造的虛假敘事。

以電動載人汽車、鋰離子電池和太陽能電池等“新三樣”為代表的中國優勢產業崛起，為消費者提供了優質產品，契合全球市場需求，推動了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新能源產業比較優勢的形成，是中國遵循經濟規律做出正確戰略選擇的結果，是市場機制作用下發展中國家實現產業鏈躍升并推動全球產業分工合理調整的成功案例。然而，為了維護其中心壟斷地位，美國等一些國家動用一切手段遏制中國發展甚至不惜“脫鉤斷鏈”，其實質，是阻止世界分工體系的合理化調整。這再次證明，全球產業分工體系的結構表面上是經濟，實際上是政治。經濟地位不平等表象的背后，是一些國家利用軍事、政治、金融、文化等壟斷性力量，不斷支配并扭曲全球經濟結構布局的自由調整，從而將“中心-外圍”的不平等關系經濟化、固定化甚至試圖永恒化。

過去幾百年，西方引領工業化和全球化進程，同時也給世界帶來了一種似乎命中注定的錯覺，即西方主導的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和國際經濟秩序將一成不變。如今，中國憑借制造業優勢參與引領全球化，這是經濟規律使然，更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中國的產業“突圍”，不僅改變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宿命認知，也為世界經濟打破壟斷創造出新生機，為更多謀求自主發展的國家帶來了新啟示。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堅定地走高質量發展道路，捍衛自身的發展權，對于推動國際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進，具有重要的世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