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湊夠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紅綠燈無關”的“中國式過馬路”,從去年開始就成為輿論熱議的話題,然而如何管理卻成為各大城市頭疼的問題。近期,一些地方開展整治行動,對交通違法行為嚴管嚴罰,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處罰行人闖紅燈、不走人行橫道等行為。據(jù)《北京晨報》日前報道,自3月1日起,浙江嚴管嚴懲8類嚴重交通違法行為以來,全省已查處行人“中國式過馬路”的闖紅燈行為8000多起。

　　法治社會,既然有法可依,就需要加強執(zhí)行力,因此,對違法的“中國式過馬路”實行嚴管重罰,無疑是一種進步,無可厚非。但“中國式過馬路”,固然與一些國人法律素養(yǎng)不高和執(zhí)法不嚴有很大關系,但同時,與行人與機動車的路權分配不合理、道路設施管理的不夠人性化等問題也不無關系。

　　“中國式過馬路”不是新問題,很多地方也曾嘗試過嚴罰的做法,但由于根本問題沒解決,加上交警力量不足,“運動式”執(zhí)法過后,“中國式過馬路”依然如舊。

　　人多車多,是中國的特色。針對“中國式過馬路”,有人專門對行人的忍耐極限做了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大多數(shù)行人等紅燈的忍耐極限是60秒,尋求過街路口的距離是300米。當然,開車的人也有等紅燈的忍耐極限和停車的距離極限。因此,對紅綠燈時長的掌控,對過街路口的設置,應該充分考慮行人和駕車者的忍耐極限,既兼顧人的焦慮感、需求,又兼顧安全和汽車的路權,做到更加的人性化。在既有道路資源已飽和的情況下,就必須尋求地下通道、過街天橋等新的資源,以讓配置更加科學。

　　對“中國式過馬路”,如果不解決好背后的資源配置和精細化、人性化的管理問題,光靠嚴管重罰,即使再輔以從娃娃抓起的交通文明教育,增加“中國式過馬路”的道德風險和法律風險,估計仍只能治標不治本。

　　在這方面,銀行排隊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高高的柜臺阻擋不了排隊客戶的焦急,一米線的拉出依然阻擋不了客戶的擁擠,維護秩序的保安也無可奈何,但隨著一個叫號機的推出,一排排等候椅的擺放,辦理業(yè)務按順序叫號,一米線沒有了,柜臺變矮了,但秩序卻好多了。銀行的鮮活例子,對解決“中國式過馬路”的痼疾,無疑是具有借鑒價值的。可見,嚴格執(zhí)法固然重要,解決路權分配和完善管理,更加重要。

　　行人為何明知“中國式過馬路”是法律明令禁止的,還要以身試法?行人為何要湊夠一撮人才“中國式過馬路”?值得有關部門好好思量。在“中國式過馬路”面前,行人傷不起,交警傷不起,社會更傷不起。因此,嚴管重罰的同時,還必須尋求根治之道。（重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