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專家座談會上，周漢華就力主刪掉上述許可權、調查權和罰款權，“現在立法，都要許可權、罰款權，罰款成了一個目的，很多不合法的行為罰款后合法了，不光是對保密法本身，我們應該反思這種問題，使制度回歸到法律特性上。”

　　而取消罰款權，亦符合國際的通行做法，沒有哪個國家會讓保密部門去罰款的。“罰款很多是不解決問題的，罰款是改革開放后出現的，現在已經成了‘靈丹妙藥’，其實是‘假藥’，執法機關把罰款當目的，而不是手段。”周漢華表示，此次保密法二審草案取消了許可權、調查權和罰款權是立法的大進步。

　　不過鑒于中國保密體制的特殊性，草案取消了許可權、罰款權等規定，也讓保密行政管理部門難以“做被告”。周漢華介紹，國外保密部門是純粹的政府機構，在中國既是中央保密辦，也是保密局，這也是國家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和外國不能直接例比。

　　周漢華說，雖然國外保密部門的決定都是要受到司法審查，如美國對國家安全部門作出的保密決定，雖然可以進行司法審查，但法院保持高度尊重的態度，“基本上是不過問，公益組織、公民，也很少有人去挑戰，提出訴訟非常罕見，一旦到了法院，法院也是高度尊重。”

　　周漢華表示，根據二審稿對保密部門的定位，不讓保密部門去做被告，而由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部門作為被告，既符合行政訴訟法的規定，也是合理的，既保證對保密部門的尊重，保持它的政策高度，也不會影響公民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