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會的常態，不但應將貪腐官員堵截在國門之內，還應把貪腐的心魔堵截在官員的職業素養防線之外

　　國內“打虎”，國外“獵狐”。到12月1日，公安部、外交部等四部門《關于敦促在逃境外經濟犯罪人員投案自首的通告》規定的“自首可減輕處罰”的期限已至。據媒體不完全統計，自“獵狐行動”開展以來，抓獲的在逃境外經濟犯罪人員至少335人，其中自首人員至少154人。

　　內有追兵，外有獵手。于是有人感嘆，“官不聊生”的時代來了。其實，反貪對清廉的官員不但無礙，還是利好。而“貪官不聊生”本應是法治社會的常態。貪腐官員若以為只要潛逃出境，就能開啟一段“幸福而自由的美好生活”，注定只是一廂情愿。

　　不妨看看山西11億特大金融詐騙案嫌疑人朱某的逃亡之路。據朱某自述，逃亡的前兩年他一直居無定所，直到2006年在南非辦了工作居留，才暫時安頓下來。但隨即又遭遇一起入室搶劫案，再度居無定所。這樣的惶惶不可終日，并非朱某這一宗個案。

　　一些外逃貪官選擇回國自首，或許是因為錢花光了、走投無路了、想家想親人，但毋庸置疑，國際追逃合作網絡的初步建成，發揮了相當重要的震懾作用。數據表明，本次“獵狐行動”4個月的戰果，相當于去年的兩倍多，占過去5年來的近一半。對多數選擇自首的外逃官員而言，作出這一選擇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時勢變了，環境變了，出逃者的心態也變了。

　　10多年前，對于外逃貪官，中國還沒有太多辦法。西方國家，尤其是一些貪腐官員外逃的熱門目的地，對中國司法還存有偏見和分歧，這使得國際司法合作成本高企。在外逃貪官的遣返及其他司法協助事務上，一些國家往往會提出一系列的法外要求。也正因為國際司法合作機制不暢，反過來又引誘著貪腐官員的外逃。一些外逃官員認為，成功潛逃出境，就等于一面“免死金牌”到手。

　　近年來中國的司法環境有了很大變化，和國際司法的合作也在大力推動中。截至今年11月，我國已加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和《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簽署了39項引渡條約，其中29項已生效；對外締結了52項刑事司法協助類條約，其中46個已生效；還與93個國家簽署了檢務合作協議或諒解備忘錄，與189個國家建立了警務合作關系，向27個國家的30個駐外使領館派駐了49名警務聯絡官，并與美國、加拿大等建立了司法與執法合作機制……一個追逃追贓的國際合作網絡已初步建成。

　　此外，在推進國際合作中，中國的態度更為靈活，甚至包括在一些個案上承諾不判處回國的貪腐官員死刑，極大地化解了一些西方國家在“死刑犯不引渡”上的障礙。這樣的務實之舉值得肯定。遣返也好，自首也罷，如果外逃貪官不能回國受審，一切都是空談。就個案來說，“弄回來”肯定比任由貪官在外逍遙要利大于弊。

　　促使外逃貪官回國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國際社會對合作打擊貪腐的認同。前不久成功舉辦的北京APEC會議，發表了《北京反腐敗宣言》，各方決心攜手打擊腐敗行為；布里斯班G20會議，也通過了反腐敗行動計劃。而習近平主席出訪大洋洲諸國時，均提出加強追逃追贓合作……中國的反腐“天網”，覆蓋面越來越廣，也越織越密。可以預料，不管是被遣返回國，還是自行回國自首，“歸來”的貪腐官員會越來越多。

　　當然，對于中國來說，“亡羊補牢”和“海外獵狐”同等重要。這場反腐斗爭，需要兩面作戰：一面積極追逃，一面遏制外逃；一面辦案治標，一面立章治本。法治社會的常態，不但應將貪腐官員堵截在國門之內，還應把貪腐的心魔堵截在官員的職業素養防線之外，最大限度地防止貪腐犯罪的發生。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