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監督紅會為己任的社監委，自己卻陷入了信任危機。有委員甚至擔心，沒有根據的質疑如果再繼續，社監委的工作將難以持續。

　　社監委救不了紅會

　　據介紹，社監委16個委員都有自己的本職工作，他們以志愿者身份參與社監委工作，不從紅會領取報酬，但社監委的工作經費由紅會承擔。

　　社監委章程明確，社監委可對紅會戰略發展計劃提出意見；對紅會的財務、捐贈、項目以及整個流程進行監督；應公眾要求，對涉及紅十字會的重要事件進行調查；負責接收民意轉交紅會等。

　　因此，社監委的成立被寄予厚望，認為可以避免類似郭美美事件的發生。多家媒體的報道中提到，今后再發生類似郭美美的事件，“將有獨立的第三方開展調查，調查結果也會更客觀。”

　　在委員王永看來，社監委成立半年來，確實做了一些事。成都紅會捐款箱長毛事件，是社監委介入調查的第一起較有影響的事件。

　　“事情查實后，我們要求紅會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對全國的捐款箱進行排查。第二件事是要求紅會出臺捐款箱管理辦法，以及合作伙伴的管理辦法。”王永認為，社監委對紅會的監督是從點到面，更利于促進紅會工作的廉潔高效透明。

　　他表示，很多人說社監委在蘆山地震期間專門辟謠，“可是網友向我們反映問題，是假的那當然要澄清啊。難道澄清就成了專門為紅會辟謠的公關部嗎？”

　　但對于“辟謠”，多名委員并不贊同王永的觀點，反而認為有些不妥。

　　王振耀表示，社監委不是紅會的信訪機構，“我們不能代表紅會向社會做任何解釋，我們的工作不該是這樣，紅會也沒授權我們對他們的工作進行辟謠解釋。”

　　他認為，社監委接到的來自于紅會的授權，只是為紅會提供監督、提供意見等，公眾有意見可以通過他們來轉給紅會，“紅會的信用不能靠社監委來挽救，社監委只是幫助紅會的一點點力量。”

　　身份定位存異議

　　一個由社會人士組成、以志愿者身份監督紅會的機構，卻深陷質疑漩渦。

　　這種現象的發生，在王振耀看來，“實際是社會上對社監委的功能定位出現了很大的分歧。質疑者把社監委的定位弄錯了，把社監委當成了類似紀委的機構，這就給社監委賦予了極高的職能。”

　　盡管社監委章程明確，社監委“是由社會各界專業人士組成的專門機構，以第三方身份對中國紅十字會有關工作進行監督。”但王振耀認為，社監委只是一個咨詢性的監督機構，委員不是社會投票選出來的，而是受紅會邀請而成為委員，“大家只是想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來義務幫助紅會完善自身，而非大家想象中的獨立第三方機構。社監委沒有注冊，也沒有獨立的法人代表，何談獨立的第三方機構呢？”

　　王振耀的看法得到多名委員的贊同。社監委委員、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認為，社監委是紅會為加強自身監督，邀請社會各界專家而設立的相對獨立的機構。

　　“它應該溝通社會監督紅會，而不能代表紅會。它的監督功能目前是紅會授予的，不能說是社會授予。”楊團表示，社監委只是相對獨立，而非完全獨立，且完全獨立的社會監督慈善組織的機構在中國現在沒有。

　　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中國基金會中心網理事長徐永光認為，社監委的很多制度還沒建立起來，對社監委的質疑也主要集中在成員產生、構成及社監委與紅會的關系等方面，不過如果僅因為紅會出經費，就判定社監委不獨立，這是不成立的。“法律法規明確基金會的審計評估費用都由自己支付。但作為社監委委員，在社監委成立前與紅會有合作沒問題，但成立后絕對應該避免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