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確實曾經出現過成功的經濟抵制運動，如1940年代印度甘地發起的抵制英國紡織品的運動。但是，這些運動成功的前提是有替代品，作為連居民身份證都是日本富士施樂生產的國家的國民，我們有什么底氣發動所謂的“抵制日貨”呢？

　　每當國內反日情緒高漲時，筆者心頭總會不經意閃現出魯迅先生1925年說的那句話，“國民倘沒有智，沒有勇，而單靠一種所謂的‘氣’，實在是非常危險的。現在，應該更進而著手于較為堅實的工作了。”

　　近90年過去了，那些應該著手的“堅實的工作”做得怎么樣了呢？早在2005年，日本著名經濟評論家長谷川慶太郎就毫不客氣地宣稱，“中國的未來取決于日本”。他尖銳地指出，“中國要謀求經濟長期增長，必須下大力氣進行科研和開發。但目前的中國既沒有這個基礎，也缺乏這方面的遠見，只能購買日本專利，引進日本技術。隨著經濟不斷增長，中國對日本的依賴只會越來越加強而不會越來越削弱，這意味著日本將越來越有能力在經濟上控制中國”。

　　近90年過去了，我們依然看到國內充斥著幾無意義的爭吵，社會不公與兩極分化讓左右言論對立到難以調和的地步，舉著“反日”旗幟就能毫無顧忌地損害他人私產，蘇寧打出的告示“停止銷售日貨”，味千拉面打出的橫幅“100%港資，同族同胞，一樣愛國”，實在像極了茅盾筆下的“林家鋪子”。

　　魯迅對此也自是看得極為透徹，“我們現在所要使人憤恨的是外敵，和國人不相干，無從受害。可是這轉移是極容易的，雖曰國人，要借以泄憤的時候，只要給與一種特異的名稱，即可放心剚刃。先前有異端，妖人，奸黨，逆徒等類名目，現在就可用國賊，漢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

　　“抵制日貨”的“愛國者”們，請告訴世人，你們的勇氣和底氣來自哪里？只希望，若干年后，魯迅的這些文字，真的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中，不再適用于今。那一天來得越早，則中國越有希望。（網易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