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文化新聞官，他大力延攬人才，薦拔優秀，使許多有為之士脫穎而出。主編“商洛文藝叢書”《文學卷》、《戲劇卷》80多萬字，成為商洛文化的史證。特別是他倡導推動的地、縣、鄉鎮文化站、圖書館建設，不僅當時受到省廳的贊揚，就是用今天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對照，先生的文化發展觀念，也領先了20多年。先生主政《商洛報》十年，不僅將一張四開周二刊的小報推向日報大報，而且幾乎白手起家，帶領全體職工艱苦拼搏，硬是為《商洛日報》打出了一片江山，為省內外新聞同行所推崇。

　　先生本職之外為文，人情見練達，文質相彬彬，為時而著，為事而作，文以載道，見了大邦作手氣象。其散文《塔云山記》，一經發表，即被多家報刊轉載，還被編入中學生習作范文教材。二十年前，其結集出版的《山中小唱》，名雖謙抑而文氣豪也；十三年前出版的《無夢居隨筆》，達人無夢而多杰構也。集中所收雜文，情動于衷而發于言，代民立言，言必中的，自見了激濁揚清之大手筆；其散文，獨出機杼，眼處心生句有神，擲地而作金石聲；游記如雜花生樹，點染出草長鶯飛；記事詠物之屬，亦多啟智之意，雋秀之語。先生立言，可謂足矣，然而意猶未已。非但未已，且又能辟新天地，開學術研究之端。學術研究，高人雅事，中山先生涉獵之，而卓然有成。

　　與中山先生交三十年，相知恨晚，相見恨少，相逢又太匆匆。先生的許多文章，經我手而見諸報端，尤其是雜文，曾多次獲征文大獎，有一次還是以最高票獲大獎之冠。若白之名，頗為讀者關注。其雜文且不論內容，單看標題，便知出手不凡了。《國情補論》《信嘴吃斷江山》《人生何時算成熟》《官話的貧困》……先聲便可奪人，更顯出磅礴之氣。至于其它文體，意之所到，即援筆為文，興之所至，即適然成篇，妙也，新也，美也，直如陽春三月，萬紫千紅，總是春色。

　　某年，先生為商州城北金鳳山所作《金鳳山賦》，深得作賦之正脈。賦中感情充盈，文筆超然，我笑謂友人曰：“有識者，當將此賦勒石，立之金鳳山，使天下之人，得知商州有金鳳，而才子有中山也。”尋常物事，先生每一為文，即涉筆成趣。比如柿子，那本是大路水果，商州人家多有栽植，而他的一篇《柿譜》，立時便將商州柿子文化了，詩化了。即如《紅樓夢》中的菊花詩會，眾才子才女，一共湊成十二首，《記菊》《對菊》……一直到《菊影》《菊夢》，“竟弄成個菊譜了。”此“菊譜”，文辭華美，足以流芳，雪芹先生高矣。而此《柿譜》，將柿子分作十一大類，既寫柿子特點，又傳加工儲藏之法，又標文化之致。此《柿譜》恰如李時珍之《本草》，文辭精切，足以流美，中山先生雅矣。人言，此文刊出，商洛一境人爭相告謂：商洛柿子不但有了名，還有了譜。商州史志人員得其《柿譜》，寶而愛之，欲以之入志云云。

　　“作文要造一些警語準警語，以做畫龍點睛之用。”中山先生常以此語語我，我也深知他也常有精警之語。比如吧，1966年始，文革浩劫遺禍十年，他將1966年諷稱“文革元年”；《論語》《孟子》《史記》等，其所出成語多多，豐富了中華文明寶庫，他說這是中國文化的“源頭書”；人們往往引用二手資料致誤，他強調要引用“原著原典”。他的為學準則，用清代學者閻若璩的話說，就是“一物不知，深以為恥；遭人日問，少有寧日。”遇事而求是，遇人而請教，此種近乎自虐式的做法，給他帶來的是不斷的追求。出差，總要抽空去書店訪書淘書；訪友，總要在主人書房觀書問書；書信中，總要和朋友談書論書；平居中，每日總要讀書悟書。觀先生讀書之法，亦是有趣。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無一點塵。而讀書有樂趣，書至疑處翻成悟，文到窮時自有神，而讀書有悟性；含英咀華辯真味，東風花柳逐時新，而讀書自有創建和別解。他對馬列經典著作的嫻熟，對重大歷史事件的解悟，常出新見，令人警悟。碩學者，中山先生形象之寫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