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現(xiàn)代畫壇，齊白石可以說是一個標桿，其作品價格的變化，是衡量近現(xiàn)代書畫整體走向的風向標，也是其他近現(xiàn)代書畫作品價格的比照。齊白石人物、山水、花卉、昆蟲、水族、禽鳥等無所不能，在拍賣場上，其山水冊早在2003年即以1600多萬元成交，而近次嘉德香港拍賣，齊白石《設(shè)色山水圖冊》(十開)以4600港幣落槌。最近幾年，齊白石1922年的《山水合冊》(十二開)、1924年的《草蟲冊頁》(十六開)、1942年的《可惜無聲冊》(十三開)、1949年的《花鳥蟲魚冊》(八開)、1955年創(chuàng)作的《花卉草蟲冊》(十二開)以及《聚珍十開冊》等都是市場的亮點，均取得了良好成績。但作為白石老人“起家”的人物畫，卻鮮有以冊頁形制出現(xiàn)，拍場上也僅見比利時尤倫斯夫婦收藏的《福壽圖》人物冊頁十二開，以及朵云軒早期拍過的《十八尊者造像》等。如此看來，榮寶本次秋拍的《十六應(yīng)真圖冊》，也正好給了大家近距離賞鑒白石衰年變法時期人物畫的機會。

　　此冊繪釋迦牟尼佛與十六應(yīng)真弟子，“應(yīng)真”為佛教羅漢之別名，意為得真道之人。十六應(yīng)真均是釋迦牟尼的弟子，佛經(jīng)上說他們受佛囑咐，不入涅簄，常住世間，受世人供養(yǎng)而為眾生作福田。羅漢因為具有與凡人同樣的情感個性，相比法相莊嚴的佛與菩薩更讓人感到親切，所以自古以來就是藝術(shù)家鐘愛的創(chuàng)作題材之一。

　　1.此冊“應(yīng)真”為誰作

　　《十六應(yīng)真圖冊》扉頁有史樹青先生的題記：此冊為一九二二年曹錕(仲珊)六十歲生日白石先生祝壽之作。時曹居保定，任直魯豫巡閱使，當直皖直奉戰(zhàn)后，聲勢大振。翌年十月，遂有賄選總統(tǒng)之舉。仲珊以一介武夫，性耽風雅，以湘人夏壽田為秘書長，所交多一時知名之士。午詒，白石同鄉(xiāng)人也，故白石先生亦仲珊所禮遇，繪圖祝壽自是常情，十六應(yīng)真者佛弟子十六人皆大阿羅漢也。仲珊能書善畫，圖章皆白石所刊。

　　從流傳來看，此冊為上世紀五十年代榮寶齋資深員工九龍山人在東琉璃廠以300元購藏。雖收藏繪畫眾多，九龍山人獨珍此冊，半生秘藏。文革期間遭遇紅衛(wèi)兵抄家，家中全部家私被抄，地面堆滿雜物一片狼藉，其夫人趁混亂將散落在地的此冊推入亂紙堆，方免遭一劫。在當時緊急環(huán)境下為避事端，夫人即將封面的字簽撕去了。東琉璃廠墨緣閣王理伯先生(系北京文物商店首批著名書畫鑒賞家)生前證實，封面原題名簽“為曹錕大總統(tǒng)六十整壽齊白石敬繪十六應(yīng)真圖”字樣，為夏午詒所書。

　　種種資料證實，此冊為齊白石1922年前后賀壽軍閥曹錕的作品，齊白石由夏午詒而認識曹錕。夏午詒曾是“籌安會”的骨干，袁世凱死后，入直系頭領(lǐng)曹錕幕府。齊白石為曹錕作畫，即夏氏牽線。1920年十月初三，夏午詒派人接齊白石“去保定游玩”，是所知最早的一次。在保定二十余日，齊白石日記所記，只有幾通書信、幾首題畫詩而已。十月十五日記“是日得人謝金”。并說“羞其年將六十，猶受人憐”。得到了誰的“謝金”？沒有說明。白石在保定為某人作畫刻印，但又不愿說出這個人姓名，這個人就是曹錕。已有材料證明，在一九二○至一九二四年間，他赴保定為曹錕創(chuàng)作了一定數(shù)量的繪畫與篆刻。香港蘇富比(微博)2012春拍書畫專場封面齊白石的《云龍圖》即為曹錕所作，且此件亦作于1922年，白石以鮮現(xiàn)筆下的云龍贈曹氏，畫外之意觸人聯(lián)想。

　　1920年齊白石三次赴保定，但只有一則為夏午詒作畫的記載，即十月廿一日所記：“為天畸畫關(guān)、岳像成，伊以為不如前畫二像之衣用筆超絕也。”“前畫二像”，是指為曹錕所畫《漢關(guān)壯繆像》和《宋岳武穆像》，后二像今藏天津藝術(shù)博物館，有“虎威上將軍命齊璜恭摹”款。 曹氏要齊白石畫關(guān)羽和岳飛，大約有自喻之意。齊白石《壬戌記事》中提到十月十九日，再去保定“作畫刊石”，概是與曹錕的六十大壽有關(guān)了。1922年農(nóng)歷十月二十一日，是曹錕的六十大壽。此時，直系在直奉戰(zhàn)爭后，控制了北京政權(quán)，北方儼然是直系天下。作為直系首領(lǐng)的曹錕躊躇滿志，決定大慶六十大壽，借以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齊白石繪《十六應(yīng)真圖》以致賀，有幾種可能，一是佛教人物為大家所喜聞樂見；二是十六應(yīng)真受人供養(yǎng)，施人以福田，具有保駕護航的隱喻，想來契合曹錕的心意；三者，也許是夏午詒授意的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