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麗君的演藝觸手，也因此延伸到了香港。在華語歌星還沒有開個人演唱會習慣的1976年，鄧麗君在香港的“利舞臺”做了一場個人演唱會，并第一次演唱了英文歌，包括卡彭特的《什錦菜》和“貓王”的《我的路》，此后多年，她幾乎每年都在“利舞臺”開個人演唱會，成為開風氣之先者。她把歌手的舞臺，拓寬到了大舞臺上，為一個巨星時代的到來做好了準備。

　　在臺灣地區(qū)唱片界，盡管鄧麗君當時的唱片銷量不如鳳飛飛，在專輯數(shù)量和演唱歌曲數(shù)量上，都比鳳飛飛少，但經(jīng)歷了日本唱片工業(yè)精工細作作風洗禮的鄧麗君，作品都較為細致，至今聽來，也沒有過時之感。鳳飛飛則固守臺灣地區(qū)，而當時的臺灣，唱片銷量低，奉行低成本運作，歌手一兩個月就能出一張專輯，制作多半粗糙，翻唱多，原創(chuàng)少，難得求新求進，鳳飛飛的歌，也沒能逃脫此運。這也是她在臺灣地區(qū)之外的地方缺乏影響力的原因之一，她的歌，往往因別的歌手翻唱而走紅，例如《好好愛我》、《掌聲響起》，許多上世紀八十年代膾炙人口之作，追溯上去，才知出自她處。

　　因此，她有近百張專輯，一千多首歌，能進入“臺灣百佳唱片的”，卻只有《浮世情懷》(第70位)和《想要彈同調(diào)》(第83位)，尤其是陳揚、羅大佑、黃沾三位巨匠制作的《浮世情懷》，才真正顯示出她奪人的演唱功力，李皖(微博)高度評價這張專輯，“雖沒有一聽奪人的音色，但那一種成熟女人風度、爐火純青韻致，后輩歌手無人能及；而她表面平靜的演唱，有時有洶涌的內(nèi)心起伏，比激情澎湃的煽情炫技更厲害”。

　　一道彩虹，另一道彩虹

　　和鄧麗君對照，鳳飛飛的意義才愈發(fā)明顯：她是“臺灣”的組成部分，是過去時代的遺留物，是那種無形無聲的“臺灣精神”的凝結(jié)體。

　　體現(xiàn)在音樂中的“臺灣精神”來源復雜。日據(jù)時期，臺灣人的音樂，多半是傳統(tǒng)民歌風格，后來又加上日本演歌風味，通常使用閩南語演唱，周添旺、鄧雨賢、楊三郎是這一時期代表人物，《望春風》、《雨夜花》、《月夜愁》是流傳至今的經(jīng)典。上世紀五十年代，國語和閩南語的博弈開始，但不論流行音樂，還是電影和戲劇，都還是閩南語的天下。1960年之后，官方推廣國語的力度加強，姚蘇蓉、謝雷等國語歌手出現(xiàn)，莊奴、左宏元、劉家昌創(chuàng)作的國語歌風行，都令閩南語風光逐漸難再。特別是1969年，鄧麗君在臺灣地區(qū)的第一部國語電視連續(xù)劇《晶晶》中唱的主題曲風靡一時，國語歌曲終于主導了流行音樂的江山。

　　鄧麗君順利地成為國語歌的代表人物，她的聲音、形象里，有更多屬于亞洲、屬于歌唱的公約數(shù)成分，鳳飛飛的歌聲、形象里，卻更多屬于“臺灣”的塊狀物，這種成分，是她特色的由來，是那種聲音的全部秘密，也是她不能四處通行的障礙。在國語歌的時代里，鳳飛飛是糾結(jié)的，她的韻調(diào)，她的吐字，都是“本省女子”的形象，她也念念不忘這個“本省”身份，1970年代，在她主持的節(jié)目里，她唱了《月夜愁》，成為臺灣地區(qū)電視史上第一首出現(xiàn)在綜藝節(jié)目的閩南語歌曲，1980年代，她專輯中的閩南語歌逐漸增多，在她去世前，她正在籌備臺語歌演唱會。

　　相比之下，鄧麗君更像巨星、像偶像、像傳奇，鳳飛飛則像妻子、像姐姐、像母親。所以，《流水年華鳳飛飛》一書作者陳建志認為，鳳飛飛是臺灣的瑰寶，在他看來，鳳飛飛留下的多數(shù)是正面的力量，他甚至將鳳飛飛比作“大地之母”，是“臺女至尊”。中正大學中文系許東海教授則撰文闡釋鳳飛飛：“彩虹固然成為鳳飛飛數(shù)十年與臺灣一路并肩走來的輝煌演藝標志，但它更重要的意義是蘊含著臺灣社會經(jīng)由樸實起家，刻苦向上，終將飛黃騰達的時代精神勛章，并且彼此分享屬于臺灣生命力天空里最為絢爛動人的‘一道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