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少女的成長都伴隨著秘密，而生命的傳承則是更大的謎題，如今成熟了的蔣雯麗一心想要揭開謎底，于是她拿起筆，拿起攝像機，拿起導筒，要把童年的故事表達出來，于是就有了在清明節期間上映的電影《我們天上見》。從演員到導演，蔣雯麗每一步都走得艱難，是奔涌而出的回憶和強烈的表達欲望，逼迫她勇往直前，將自己的感悟投射到大銀幕上——弱小的小蘭牽著姥爺的手，撐著傘，走過連綿的陰雨，一直走到銀幕下觀眾的回憶里，有人隱隱地啜泣起來。

　　“蔣雯麗是在用真感情拍東西，影片非常好，讓人感動。”馮小剛說。姜文則“數落”她：“你別老說這是最后一部了，我還想在你的戲里當演員呢！”葛優說：“有一個畫面特別觸動我，就是朱旭老師演的姥爺在幫外孫女編辮子……這本來是媽媽應該做的事情，在這里卻由姥爺來做。”

　　銀幕下的蔣雯麗穿黑色毛衣，戴鴨舌帽，完全沒有演員的風光與導演的威風，她迷糊地在東方新天地里找了很久，才抵達采訪地。她的聲音低沉圓潤，娓娓道來，敘述起她的童年，和姥爺相依為命的日子，以及這幾年來做導演的經歷，用聲音鉤織出一幅畫卷，記憶的閘門就這么被她拉開了。

　　姥爺去世，我的童年結束了

　　2003年蔣雯麗拍了四部戲，檔期排得很滿，于是2004年，她決定休息休息。等她閑下來之后，童年就不斷跳躍到她的記憶中，“很多小時候的東西都變得歷歷在目，有時候閉上眼睛就覺得在眼前”。尤其是她少年時期在蚌埠小縣城和姥爺生活在一起的畫面，蔣雯麗4歲的時候，父母去支援新疆建設，她和姥爺相依為命。她12歲時姥爺去世，蔣雯麗覺得“我的童年結束了。”

　　蔣雯麗清楚地記得，姥爺臨走前一天她去醫院看他，姥爺拉著她的手，在她手背上留下一滴淚。這個故事她在去北京電影學院考試的時候也給老師們講過，當時蔣雯麗已經忘記了是在考場上，老師們也聽得入神，忘記了這是一場考試。

　　蔣雯麗一直喜歡寫作，甚至還曾經自己寫過一整本詩集，由于童年的夢境出現得過于頻繁，她決定把這個故事先寫下來，于是在西湖邊的一個小屋里，她開始了寫作。因為是第一次寫，怎么寫都覺得不滿意，好在蔣雯麗演了二十多年戲，周圍聚集著一群高人，她就把自己的劇本拿給資深編劇看，像劉恒、鄒靜之都給她提出意見，一點點幫助她找到屬于自己的表達方式。還有丈夫顧長衛也是她的“高參”，蔣雯麗每一稿寫出來都會給丈夫先看一眼，記得第一次顧導看完后說：“哎喲，我沒想到，你還能寫出這樣的東西來。”

　　2005年劇本寫完，蔣雯麗就把它放在一邊，一方面是找不到合適的導演，另一方面也是自己接下了新戲，2006年在丈夫顧長衛的《立春》中扮演王彩玲，然后是2007年的《金婚》，一晃兩年就過去了。蔣雯麗覺得再不開始，她可能一輩子都不可能把姥爺的故事搬上大銀幕了，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很多和過去生活相關的人，也都漸漸地離開人世，這讓她覺得自己應該抓住點什么，充滿了緊迫感。

　　于是蔣雯麗2008年停止接戲，全心全力籌備拍攝，可是直到9月份，她還在和自己那個劇本較勁兒，她對自己說：“該停下了，要開始。”

　　這是我的電影，不是顧長衛的

　　蔣雯麗是第一次做導演，想讓丈夫顧長衛來當攝影，這樣自己就不用在畫面上擔心，可是顧長衛拒絕了她：“他對我說，如果他來執鏡，一定會干涉過多，最后就變成了他的電影。”開機當天，顧長衛來探班，所有劇組成員都圍著顧長衛，都沒人理蔣雯麗了。蔣雯麗就和丈夫說：“這里我是導演，你還是回家吧。”

　　頭一次做導演的蔣雯麗，一開始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每天開會我都不知道自己該說什么，后來找到了想說的話，又會一口氣說太多，劇組的人都會偷偷提醒我，導演，您得表揚為主，不能老批評。”蔣雯麗當時的狀態可以用手忙腳亂來形容，她經常托著腮坐在監視器后面苦苦思索，在現場幾十個人期待的眼神中，思考一些比較基礎的電影拍攝問題。

　　壓力很大，她只好夜里偷偷補課。“感覺之前做演員太安逸了，這次等于從零開始學習。”蔣雯麗說。

　　剛開機的時候，蔣雯麗甚至不知道什么時候應該喊停，她還沉迷在演員的表演中，“當時是拍第一個鏡頭，副導演喊開始，我就坐在小屏幕前看。過了很久，我看著朱旭老師都走出很遠了，我還在想怎么還不完，這多浪費膠片啊。結果副導演跑過來問我怎么不喊‘卡’啊，我才意識到結束應該是我喊的，我現在是導演了！”

　　電影開機一個星期后，她才找到當導演的感覺，等到電影拍攝三分之一的時候，蔣雯麗給顧長衛打電話說：“我現在才知道，做導演太不容易了。”平時她總覺得，當導演有什么呀，有那么忙嗎？當上導演才知道，基本上真是要把所有的時間都用上。

　　蔣雯麗平時脾氣很好，但當起導演來，為了能“鎮場子”，她也學著發起脾氣來。有一次朱旭老師中午要休息一個小時，但是為了拍攝人造雪景，劇照就要朱旭老師提前出來，可是朱老師出來之后，蔣雯麗發現劇組根本沒有布置好，當時她心疼朱旭老師，就沖劇組的工作人員發火了。“我當時就火了，對美術組的工作人員說，你們為什么不準備好了再把演員請來，你們準備再用多長時間去弄？美工手邊找不到噴窗戶的材料，我就把對講機往桌子上一扔，走了，心想我也得學學導演生氣的樣子，‘不拍了，收工’，好歹給他們個教訓。”

　　蔣雯麗本想玩個導演經常干的甩手不干的把戲，讓他們看看現場沒有她是不行的。可是還是因為不放心，上了個廁所就又回去坐在導演的位置上，畢竟當天不拍，會損耗投資，做好的雪景也都浪費了，“當時我是導演，由不得我生氣、退縮或者沮喪。”

　　因為蔣雯麗缺乏經驗，導致素材不夠，重返安徽補拍。“一開始，我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拍一個小女孩眼中的世界，結果回來剪片才發現，好多鏡頭我能理解，但別人看不懂。”

　　現在，電影能夠順利拍攝完成，蔣雯麗表示要感謝自己的好班底。原來蔣雯麗多年來拍戲之余，都喜歡在劇組觀察，看哪個工作人員既勤勞又人品好，活兒做得又快又好，她就會默默地記住對方的名字，然后在自己當導演的時候，請對方過來幫忙。蔣雯麗請來朱旭扮演姥爺，也為她減輕了不少壓力，“老爺子不論是臺詞還是走位，都門兒清，還會教小演員演戲，有一場戲小蘭給姥爺吃魚，細心地把魚刺先擇掉，這就是朱旭老師教給她的。”

　　關機的那一天，劇組成員開始慶祝，放鞭炮，然后把酒言歡，而蔣雯麗一個人在攝影棚里放聲大哭，被攝影師偷偷拍了下來。回憶起這段，蔣雯麗不好意思地說：“等大家都聚集過來以后，我才意識到自己哭得太厲害了，心里想，完了，這么努力端起來的架子，這下子又毀了。不過那晚上我終于放下了一個壓在心上的擔子，非常的幸福。”

　　“天上見”的一刻越晚越好

　　《我們天上見》的故事其實很簡單，講的就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一對祖孫相互依靠的故事。因為父母支援新疆建設，年紀還小的小蘭只能跟著姥爺一起過日子，八十歲的姥爺盡管身體已經不太好了，但還是為了孫女操勞著。

　　影片中到處都充滿了溫情和懷舊的細節，比如小蘭每次犯錯姥爺都會用戒尺教訓她，她長大之后，就會自己主動端出戒尺；小蘭怕蘭花不好好長大，就用麥乳精澆灌蘭花；小蘭和姥爺睡在一張床上，直到迎來自己的初潮；小蘭要做冠軍跑去練體操，姥爺一看辛苦，又舍不得她練了；小蘭很想念爸爸媽媽，姥爺只好去買哈密瓜，模仿爸媽的口氣寫信安慰小蘭……

　　等到小蘭成年后發現這些小秘密的時候，在她心目中如同一顆大樹的姥爺，生命已經像一顆老樹，慢慢地倒下，無聲無息。小蘭的秘密，也只能對著已經去了天上的姥爺訴說。影片大多數場景不是發生在雨天，就是發生在雪天，看得出來都是導演兒時記憶深刻的片段拼接。

　　就是這樣一部簡簡單單，也沒有什么特技的電影，在韓國釜山電影節放映的時候，很多觀眾都看哭了。有的觀眾對蔣雯麗說，他也是跟著祖父長大的，也有被吊起來打的經歷，有個記者采訪蔣雯麗，沒說幾句就哭起來。后來《我們天上見》從釜山電影節中的350部作品里脫穎而出，獲得“最受歡迎獎”。在去年年底的澳門國際電影節上，蔣雯麗又憑借這部電影榮膺最佳導演獎，而朱旭則獲得了最佳男主角獎。

　　蔣雯麗認為，電影中的細節展示如柜子里的布娃娃，再或者是突然間離開人世的祖父祖母，這些觀眾曾有的經歷，讓他們回憶起當年的往事，觸動到了他們心底遺忘的角落。電影中那句備受大家喜歡的臺詞，也凝聚著蔣雯麗對生命和死亡的思考。

　　“姥爺，你怕死嗎？”

　　“不怕。”

　　“為什么？”

　　“活著的時候能看見你，死了能看見你舅舅。到哪里都能和親人在一起。”

　　蔣雯麗說，生死是很難參破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珍惜”。

　　如今蔣雯麗也有了孩子，有時看著他們在自己身邊睡著了，“我就會想，姥爺那時看我，也是這樣的吧。雖然現在這兩個孩子總會在一起吵嘴，但看到家里熱熱鬧鬧的，我才知道什么是天倫之樂。”蔣雯麗的母親看這部電影，也是每看必哭，說朱旭讓她想到了自己的父親。蔣雯麗會對孩子們指著母親說：“她是你們的姥姥，就像電影里的姥爺一樣，會走在你們前面，所以你們要好好照顧姥姥。”蔣雯麗希望和親人相處的時間能更長、更長一些，讓“我們天上見”的那一時刻，來得越晚越好。

　　盡管第一次當導演就展示出自己的能力，蔣雯麗卻不打算繼續執起導筒，對她來說，看護著兩個孩子快樂地成長，或者出演丈夫顧長衛的電影，才是她如今的目標所在。

　　童年已經被她用膠片書寫在大銀幕上，蔣雯麗用詩的語言描述：“童年像一個夢，看著陽光的影子從屋子的這邊走到那邊，聽著樹葉婆娑的聲響，看著雨水從屋檐上傾瀉如注，時間就這樣悄悄地流走了，還覺得時間走得好慢，恨不得自己插著翅膀飛著長大。那個時候，時間對所有的人都是靜止的。現在，時間對所有的人都是如梭的。”

　　我們是為生而活，還是為活而生？

　　Famous：電影換了好幾次名字，《傘》、《蘭草》，最后又是《我們天上見》？

　　蔣雯麗：《傘》是最初定的。但后來很多人都說劇組叫“傘組”有“散組”的意思，于是就換成了《蘭草》，可慢慢又發現南方人發音老把lan讀成nan，這個“難”也不吉利，最后就定下了《我們天上見》，正好也體現了祖孫倆難舍對方的那種感情。

　　Famous：電影里的故事有多少是真實發生在你身上的？

　　蔣雯麗：有70%發生在我身上，小蘭就是我的化身。

　　Famous：這畢竟是一段過去了三十年的記憶，但是如何還原出當時的氛圍？

　　蔣雯麗：其實能夠記到現在的，都是一些讓你非常難忘的東西。很多人看了劇本后說你的記憶力真好，我覺得不是我的記憶力好，而是生活的變化讓你覺得那段記憶非常珍貴。當然也有一些記憶回憶起來有些難度了，比如姥爺養的那些花，我對花卉不太懂，所以他當時對于花的一些品評，我就已經沒有辦法去準確地回憶起來了。這部片子基本就是通過一個孩子的眼睛去觀察外部的世界，當然也有她內心的世界，比如一些夢境和幻想的東西。小女孩的成長過程中，有姥爺這棵大樹給她遮風避雨，最后姥爺這棵大樹倒了，小女孩長大了。

　　Famous：怎么想到請朱旭老師扮演“姥爺”的？

　　蔣雯麗：朱旭老師特別像我的姥爺，雖然長得不像，個子要比我姥爺高很多，而且他是東北人，我姥爺是南方人，但是神態、以及他對生命、對生活、對朋友的態度，都特別像我姥爺。三年前我就跟朱旭老師說我想拍這樣一個電影，我想讓你演我的外公，行不行？他說好。我劇本一寫出來就拿給他看，他看完以后就很喜歡。因為朱旭老師自己也是外公，他的孫女在澳大利亞，從小都是他一手包辦的。拍攝到最后一個鏡頭的時候，朱旭說今天是我一生之中的最后一個鏡頭。當時我就想給他跪下，但是人太多，我有點不好意思。

　　Famous：怎么選的小演員，感覺童年小蘭(姚君飾)演得特別好？

　　蔣雯麗：副導演他們去了少年宮的一個舞蹈隊，當時他們找來了很多小孩讓他們隨便玩，但是他的錄像并沒有停，很多小孩子都在嘰嘰喳喳說話，就只有這個小孩孤獨地坐在那里，就和別人搭不上話。我覺得這個孩子的感覺就特別像我的童年，我小時候就不太容易和別人溝通，是一個比較孤獨的小孩，也正是因為在外面不太會和別人融洽的相處，所以才會在家里和姥爺特別親。

　　Famous：電影里為什么總在下雨？

　　蔣雯麗：我對家鄉的童年記憶就是，我們那里總是在下雨，讓人覺得很煩。但是長大到了北京，沒有這么多的雨以后，卻開始懷念家鄉的雨了，所以這部電影里，我就要不惜一切代價地要有雨戲，最后算下來整部電影有六十多場雨戲。而且也覺得姥爺就像一把傘，他總是在給童年的我遮風避雨。

　　Famous：你在童年經歷了外公的離去？

　　蔣雯麗：姥爺去世的時候我只有12歲，其實姥爺真正去世的那一天我并沒有感覺到有多么的難過。因為并不懂得死亡意味著什么。我覺得，你真正最親的人離開你的時候，你心里不會接受它。直到今天，在我的心里，他還始終在那兒。

　　Famous：電影里體現了你對生死的思考嗎？

　　蔣雯麗：雖然生死是一個很宏大的命題，但是我希望通過《我們天上見》帶出我自己對生命的思考。其實這部電影并不是想表現死不可怕，而是想讓大家珍惜眼前，不要到將來成為遺憾。現在人想吃什么想買什么都可以，但是卻很少了解生活的意義，到底是為了生而活，還是為了活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