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是怎么由強變弱的？

　　高華：那是因為八路軍有正確的軍事戰略方針，而且很快適應了大兵團作戰的方式。的確，抗戰期間八路軍的作戰方式多為游擊戰，不少高級將領連運動戰都不會打。為適應和國民黨的戰爭，解放軍在戰法上實現了迅速轉變。萬毅回憶說，當他在1946年初開始和中央軍作戰時，他還弄不清楚這運動戰應當怎么打。在東北打了幾仗后，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團，正規化，攻堅戰的戰法。特別重要的是，在軍事戰略上，解放軍以消滅國軍有生力量為最高原則，無所謂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后退，根本不在乎國內和國際輿論會有什么看法。而經過土改，解放軍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誠的偽軍，擴充了兵力。黃克誠說，幾個月時間，開往東北的十萬部隊就擴大為三十余萬，其中許多為前偽軍。共產黨在用人之際，沒有教條主義，只要有用，都吸收，以后再改造。相比之下，陳誠就顯得十分迂闊，他在東北就拒絕吸納前偽軍，他說如此會打擊“民族正氣”。

　　同時，在思想上，中共和國民黨奪天下的意識十分明確，而組織上，八路軍（解放軍）指揮統一，都服從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調遣，黨、政、軍完全軍事化，輕裝上陣，軍隊不需發工資，只要吃飯穿衣就可。國軍則與此相反，蔣介石沒有絕對權威，令行禁不止，政府更要為打仗支付巨額軍餉，國民黨短期內又不能打贏，從而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蔣介石卻不在意，以為只是暫時現象。

　　共產黨干部沒有私產，這點尤其重要，蔣介石在1949年6月8日寫的日記有一段為“以敵人之長處為借鑒”，列數中共優點七項，將“干部不準有私產”列為中共優點第一條。

　　國民黨的軍事動員能力怎么樣？

　　高華：在大陸時代，蔣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軍政機構，用余英時的話說，蔣介石是“無效獨裁”。內戰爆發后，國民黨無從建立舉國一致的軍事動員體制，“總體戰”只是一句口號，甚至連口號都稱不上。國民黨沒有辦法讓人民接受它對“戡亂”的解釋。雖然國民黨政府宣布全國進入“戡亂”時期，上海、南京、北平、武漢、廣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國人完全沒有進入非常時期的感覺。1949年8月24日，蔣介石飛重慶指揮，其時重慶已非常危急，隨行的蔣的機要秘書周宏濤發現當地百姓“表面上看來作息正常”，和陪都時代“沒有多大改變”。

　　國軍和老百姓的關系究竟怎么樣？

　　高華：這要看在什么時間段，在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在成都郊縣為美軍的“空中堡壘”修九座機場，四十五萬老百姓自帶干糧，男女老幼，肩挑手提，用最原始的人工，幾個月就修成了機場，這種場面，誰見之不感動落淚？那個時候，政府對底層普羅沒有關懷、照顧，大家也以“抗戰第一”多予諒解，但是內戰爆發后，就不一樣了，老百姓是不愿打仗的。國民黨忙于和中共爭奪地盤，而共產黨趕到前面去了，以土改爭取農民支持，國民黨為反制中共的土改,也制定了不少條令,諸如:《修訂土地法草案》等等,但是全為具文。土改對國軍沖擊巨大，連國民黨的文件都稱，許多農民接受了“國軍是替地主打仗”的說法。1946年12月21日，地政署署長鄭震宇呈文行政院，更是直接點明：“共產黨策動減租與分田之運動，深合于農民之要求……故能廣泛號召農民受其驅使，為其效命。”臺灣名作家王鼎鈞回憶，在山東戰場，國軍將領因老百姓為共軍通風報信而氣急敗壞，有人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齒，就是那時情況的一種真實寫照。1949年10月19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今后整軍要著重解決為誰而戰的問題，他說，“要為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實現民生主義而戰”；“實行軍民合一，真正做到軍隊是人民的軍隊，武力為人民的武力”。蔣有此省悟，只能說對穩定臺灣有益，但就大陸而言，歷史已不復給他實踐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