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報道，盡管教育部已經明令禁止“點招”，但一些高校仍然會留出少量機動招生名額，對教職工子女、“校董”子女等實行特殊錄取。在一些高校，每年給高校捐資便可成為“校董”，獲得相應的“點招”指標。這個名額可以給自己的孩子、親屬用，也可以送給生意合作伙伴或有所求的官員。

　　對于高校通過上述“校董”方式獲得社會捐資，一些輿論也表示理解——國家投入不足，因此學校得想辦法籌集資金。我認為，要解決高校辦學經費問題，僅靠國家投入是不夠的，必須拓寬學校經費來源渠道，尤其是加大社會募捐。通過擴大社會捐贈，學校不但解決辦學經費不足的問題，還可獲得更大的自主辦學空間——辦學經費過多依賴政府投入，財政獨立性就差。

　　目前高校的問題是，一方面缺乏拓寬辦學經費渠道、發展社會募捐的積極性，總是期望通過政府撥款和增加學生學費來解決辦學經費問題；另一方面則在開展社會募捐時，拿學校的資源，包括教育資源、學術資源去交換，這把社會捐資一步一步推向死胡同。

　　在國外一流大學，社會捐贈是十分重要的辦學經費來源渠道，但如今鮮有拿教育資源和學術資源去進行交換的，而是努力提高教育質量、教育聲譽，以獲得社會捐贈。諸多名校一直非常重視校友捐贈，校友捐贈率甚至是評價美國一流大學的一項指標，因為校友捐贈背后展示了一個學校的辦學質量、與校友的關系以及可持續發展水平。

　　當然，國外大學發展社會捐贈時，也曾出現利益交換和影響學校聲譽的問題，比如，一些私立學校曾拿出一定的招生名額給捐贈者，或者為捐贈者冠名，這都引發過爭議。私立大學拿出一定名額給捐贈者，且操作公開，不影響教育質量，對所有學生實行“嚴出”要求，達不到標準無法畢業，而且財務信息公開，所得經費全部用于辦學。盡管如此，在輿論的質疑下，如今私立大學在這方面的操作已經大為減少。至于捐贈回報冠名之類，則通過學校的現代大學治理方式妥善解決，學校董事會(或理事會)會就捐贈資金來源、捐贈冠名的地點、時間、捐贈資金使用事先聽取教師、學生意見，得到同意后方接受。

　　由此可見，只要建立明確的制度規范，大學是可以在不進行利益交換，傷害學校辦學質量、辦學聲譽的情況下拓展辦學資源的。其實，真正關心教育、關注大學發展的捐贈者，對大學用教育資源、學位資源、學術資源去謀求社會捐贈的做法，會十分反感——捐贈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辦學，可這種做法是傷害辦學。

　　在我國，一些捐贈者很想向大學捐贈，卻擔心這些錢會被大學揮霍、浪費。報道稱，我國高校新購買的設備中有相當部分使用率為零。如果各種捐贈不透明，就更像是以發展為名的利益交換——高校以此販賣學校的學位和學術資源(學位資源指招生名額，學術資源則是教授、榮譽博士頭銜等)，一些社會人士則通過此途徑成為高校的座上賓，甚至成為權力、利益的掮客，幫助高校拓展社會人脈資源。本來有利于高校擴展辦學經費渠道，更好獨立發展的社會捐贈，就這樣被敗壞了名義，成為潛規則滋生的又一片土壤。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