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改革，更要警惕企業化
李零
北大的事很多，不一定事無巨細，什么都拿出來討論，上上下下，反復討論，但大事不一樣。什么是大事？比如怎么辦大學、怎么辦文科就是大事。
這次的燕京學堂事件，問題主要出在行政化、官僚化，一切由管理層說了算，沒有廣大師生的民主參與。這話當然有道理，但問題不光出在決策程序。北大的事很多，不一定事無巨細，什么都拿出來討論，上上下下，反復討論，但大事不一樣。什么是大事？比如怎么辦大學、怎么辦文科就是大事。
現在，燕京學堂引熱議，大家自然而然會想起2003年的北大改革，其魯莽滅裂足為今之改革者戒。關于這場改革，社會上下，罵聲一片，但查建英寫了一本《弄潮兒》，評價相反。她是用英文寫作，向西方介紹中國的“改革家”，現在有香港中文本。她所謂的“弄潮兒”，從“國家的敵人”到“中國好大亨”，有一組群像。其中有一章就是講2003年的北大改革，題目叫《北大，北大》。那次改革也是以“國際化”為大旗，但滿腦子全是裁人下崗，下手太狠也太蠢，直接拿人事制度開刀，基本上是按經管思維、光華模式改造北大，跟社會上的老板并沒有兩樣。
2003年的北大改革，從表面看，好像是“流產”了。但今天的燕京學堂，在骨子里還是這一套。十年一輪，它又轉回來了。當然，今天的燕京學堂也有它的一套新設計，說一樣也不一樣。第一，它的“國際化”，主要以引進洋教授和洋學生來體現，英語教學是以這一名義推出，人家不會漢語，咱們得就著他們（漢語不行，應該先讀預科，全世界如此）。第二，它是把人事改革藏在外面，藏在后面，而不是擱在前臺。第三，它是以局部帶全局，拿燕京學堂當北大改革的樣板戲和實驗田。現在，學校已經從原來的方案有所退讓，有所修正，但還退得很不夠。這個方案是個大雜燴，洋與土，古與今，國際化和中國特色，人文學術和出謀劃策，教學和科研，全都擱在一塊兒，頭緒紛繁，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搞不好。薄皮大餡，一煮就破。
為學校計，我以為最好的退路是：第一，放棄為洋人辦洋學堂的校中校，放棄死乞白賴、一廂情愿的傳教思路，而是以自主辦校為主，由我們自己根據自己的辦學需要有選擇地進行國際交流。一句話，以我為主。第二，把中國現實問題的研究（如國情研究、戰略研究）切割出去，不要跟人文四系綁在一塊兒。全世界都沒有這種亂摻乎。第三，把靜園劃歸人文四系（考古、歷史、中文、哲學四系），在靜園搭建人文四系跨學科交流的科研平臺。第四，把相關的課程設置下放各系，由各系操辦。當然，這事操辦起來，也有難處。難在什么地方？主要有兩點，一是大張旗鼓做宣傳，這個大彎怎么轉過來，總得跟上峰有個交待；二是錢從私人籌來，跟贊助者也要有所交待。
北大學清華，不止蘇世民書院。人事制度也如此。清華搞人事分流，把雇員分四類，北大也如此。北大進人，老人老辦法，聽其自生自滅；新人新辦法，tenuretrack，15份材料，由海外大學評職稱，三年一評，不升即走。它跟燕京學堂是配套設計。這不僅對以中學為主的文科四系是很大破壞，就連對以西學為主的其他各系也是很大破壞。這是一種全面破壞，比燕京學堂危害更大。
大家呼吁去行政化，去官僚化，我想提醒一下，中國的大學改革，還有一個方面，是追求商業化和企業化。中國的改革，從來都是兩方面，光講一個方面，太片面。另外，我還想提個醒，中國大學的管理模式，跟世界一流大學的管理模式正在趨同，并不是一白一黑。兩邊的校長都是負責斂錢、研究教育市場，共同語言越來越多。今天，大家談國際化，恐怕要從改革開放的大背景談。實際上，國際化并不是現在才有，而是自從中國有大學，一直就有，長達100多年。中國的大學，上世紀50年代，學蘇聯，沒錯。但我不同意說，中國的大學體制完全是學蘇聯。實際上，50年代以前，50年代以后，都有國際化。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任何體制都是新舊雜陳。中國和外國的區別并不在于公立私立，他們誰都扛不住商業化和企業化的大潮。
1993年，我在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待過半年。這個博物館是美國的國立博物館，歸史密森學會管，史密森學會又歸聯邦政府管，名義上的領導是美國副總統。他們的職工跟我們有相似處，上班來得晚，下班走得早，效率也不太高。大家可能都還記得，因為缺錢，這批博物館曾一度關門。后來，就連這樣的部門都改革了，交企業家管理。我再去看，整個景觀都變了，變成格子間。其實，無論美國也好，還是中國也好，都既有官僚化，也有企業化，一個巴掌拍不響，誰離開誰都辦不成事。比如剛才說的事，你把學校管理層當官員，說他們不民主，這么大的事，怎么都不跟大家商量一下，太不像話。但如果人家以老板自居呢（教授改叫老板，美國早就如此），道理就變了。企業都是老板說了算，他們跟你商量什么。
我想大家有一個共識，就是兼容并包、學術自由。北大傳統，無論左右，無論土洋，都能容得下，各種想法都可以拿出來討論。七嘴八舌，還是有共同目標。我相信，大家有一個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北大越辦越好，而不是越來越壞。我沒說錯吧。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