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后，楊偉成為“余度管理與可靠性”專業的組長，這個專業就是為研制“猛龍”的數字式電傳飛控系統而專門成立的全新專業。“我們的任務十分明確，就是突破第三代戰斗機四大關鍵技術之一的數字式電傳飛控系統。”楊偉解釋說，“它的成敗直接關系到‘猛龍’總體設計方案的成敗。”
電傳操縱系統最早的雛形是為了解決飛行器穩定性而開發的增穩器、阻尼器。隨著上世紀70年代末電子技術的大發展，西方最早嘗試直接將飛行員的操縱信號接入計算機，從而取消了全部機械操縱系統，構成了完全由計算機控制的電傳操縱系統。
“正是由于數字式電傳飛控系統使飛機操縱品質和性能得到改善，給飛機控制帶來更大的自由度，也被廣泛應用于第三代和第四代戰斗機，例如：F-16、Su-27與F/A-18戰斗機等，成為先進戰斗機的典型標志。”楊偉解釋說，“這項技術也自然成為‘猛龍’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核心技術。”
數字式電傳飛控系統的另一個重要性還在于打破了飛機設計中需要保持靜穩定性的氣動布局。眾所周知，要想充分發揮戰斗機靈活的機動性能，最好摒棄傳統的飛機設計法則，通過使用靜不穩定的設計獲得性能的空前提高。“猛龍”就采用了我國自主研制的放寬靜穩定性的鴨式氣動布局，從而保證它具有良好的機動性。
殲-10
“靈活與穩定看上去是一對無法調和的矛盾，這就像在籃球上再放個乒乓球，要實現靈活地運動，同時一切又是穩定的，這聽上去就像是在玩雜技。”楊偉試圖用最簡單的比喻解釋最深奧的道理，“我們研制的放寬靜安定度全權限三軸四余度數字式電傳飛控系統就是為了配合‘猛龍’的靜不穩定的設計，解決靈活與穩定這對矛盾。”
然而，在上世紀80年代，當世界戰斗機享受著數字式電傳飛控系統帶來的效益時，我國整體技術才剛剛起步，一些飛機設計單位正在尋求國際交流，試圖逐步實現原理與方案的探索。“當時對于這套系統的認識，我們還處于既不完全理解其內涵，又沒有實現的途徑與方法的階段。”楊偉說：“它不僅在中國是空白，也是世界的前沿技術。”
那是楊偉第一次作為一個主要的負責人之一承擔這么重大的項目，“由于國際上對我們的嚴密封鎖，很多的技術探索就像是行走在浩瀚宇宙孤獨而絕望的角落，然而，正是這個年輕團隊憑借著探索的激情總是將我們一次一次地帶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