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意大利創新局局長、歐盟委員會顧問弗朗西斯卡·布里亞教授受邀參與“明德戰略對話2025”，圍繞“中國式現代化，全球化新動能”，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全球領導力學院院長王文展開深度交流。本次對話聚焦于中國發展道路、全球技術競爭、中歐合作前景等核心議題，為理解當代中國與世界的互動提供了富有啟發的視角。
中國在傳承中開放，以發展謀福祉
王文：非常歡迎各位再次關注“明德戰略對話”。今天，我倍感榮幸地邀請到弗朗西斯卡·布里亞(Francesca Bria)教授。她不僅是意大利的知名教授，更肩負著諸多社會與公眾事務的重任。她現任意大利創新局局長，同時也是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的顧問。
布里亞教授上一次來華是2012年。這一次，我們和“明德戰略對話”另外一些成員朝夕相處，去了上海、浙江，現在又回到北京，有了很長時間的溝通和交流。我的第一個問題是，相比12年前您來中國，覺得中國最重要的改變有哪些？此次中國行，您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弗朗西斯卡·布里亞：非常感謝，很高興能夠出席本次對話。十二年前，在倫敦帝國理工學院攻讀完博士學位后，我來到了中國，然后在清華大學做研究，還去過上海世界博覽會。我對當時中國城市化的快速發展頗感興趣，同時也非常關注高校間的合作與科技交流。
我非常珍視此次對話機會，可以共同探討未來前景。我們的對話大都聚焦于技術創新、人工智能技術的普及與應用，以及與之相伴的諸多重大挑戰，包括綠色轉型、氣候變化等問題，尤其是當前全球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現象。這些問題促使我們與中國攜手合作，確保這些技術的發展真正服務于民。
我也看到，中國在傳承自身的歷史文化價值的基礎上，以積極主動的開放姿態擁抱未來，這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國在持續地發展，與此同時，中國的發展不僅聚焦于改善人民的福祉和生活，也著眼于未來。到目前，我已經拜訪了很多企業和高校，整體體驗非常有趣，也充滿積極意義。
期望歐中關系更緩和、更具合作性
王文：其實過去12年，中國自身的發展以及和世界關系的變化，使中國開始主動參與到全球治理和創新的進程，這在我看來非常重要。12年前，您在中國學習，現在成為重要的歐洲學者和社會活動家，這兩個身份都具有巨大的影響力。中國崛起和與世界交流的進程中，我們也發現出現了很多誤解。在您看來，最大誤解出現在哪里？
弗朗西斯卡·布里亞：當前，全球治理體系正經歷深刻變革。此前，世界秩序的基礎是多邊建制、自由貿易、獲公認和接受的治理規則，但很多人認為，現在這個體系并非行之有效。
在歐洲，我們自己也不得不經歷一個過程，去逐漸了解全球化帶來的益處和消極影響。有觀點認為，社會的發展是有“涓滴效應”的，也就是說，發展得越快，產出就越多，創新速度和全球化進程越快，就越能實現增長，并將增長成果分配至全社會。
但現在，我們意識到這和現實不符。雖然經濟增長了，但很多工人卻失業了。當前，歐洲正竭力面對嚴峻的產業競爭力差距問題，以及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現象。貧富分化、工人就業困境，以及氣候變化，都對過去達成的共識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如今，我們亟需尋找新的路徑來應對這種全球性重大議題，還需要考慮如何平衡經濟發展、社區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我認為，歐中關系中的一個關鍵難題，部分源于某種割裂狀態。比如，美國在處理全球經濟事務時采取對抗性態度，而這種態度也導致了一些變化。比如在歐洲，我們看到民粹主義的興起，政治極化現象加劇，很多人對于未來應該采取何種治理模式，感到困惑。
從我深入參與技術與數字資本主義研究及其全球發展態勢這一角度來看，我認為，我從未見過權力如此集中的現象——極少數公司掌控著關鍵的基礎設施和新興數字技術。這在一定程度上對民主、主權，以及諸多平衡都構成了威脅。當前，我們必須思考如何更有效地治理這場技術革命。
歐洲對美國的依賴性極高，尤其是在貿易、安全和技術創新方面。許多歐洲經濟體屬于出口外向型經濟，能源依賴度極高，比如需要從俄羅斯進口，這無疑為我們帶來了一定的脆弱性。
此外，關鍵礦產、關鍵性產業以及稀土資源也高度依賴中國。烏克蘭危機和巴以沖突引發的地緣政治變化，進一步加劇了全球局勢的惡化。基于此，我認為，我們更需要與中國建立更為緩和、更具合作性的關系。
關于未來國際合作應遵循何種規則，目前尚無明確共識。當然，我們非常希望中國發揮更大作用。
中國的技術發展路徑，包括脫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領域，注重產業政策和長期規劃，這對歐洲來講非常重要。所以，我們可以探索一種互利共贏的模式，互相借鑒。我無意回避當前面臨的問題，我們確實需要共同合作來解決這些問題，這樣我們才能夠更加信任彼此，建立更多的關系。顯然，雙邊關系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多樣化是一種價值而非威脅
王文：很多生產方式的不一樣、生活方式的不一樣，產生了一些誤解或相互理解方面的困難與障礙，我都能理解。但有一種說法，我不知道您如何看，就是中國學者認為，美國對中國的遏制，包括歐洲對中國“去風險化”的擔心，根本原因是西方國家并不接受中國的崛起，不希望中國以自己的方式崛起，更重要的是不接受一個和自己制度完全不一樣的國家崛起，這時候就產生了這些沖突。您是如何看待這些觀點的？
弗朗西斯卡·布里亞：我認為，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用一個更加多極化、多樣化的視角看待未來。大多數歐洲民眾將多樣性視為一種重要價值，在教育系統、經濟中以及人們的生活方式中，都可以觀察到多樣化。當然，我們對很多事情有不同看法。有些國家民粹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抬頭，這些都會影響或阻礙我們對多樣化重要性的理解。
我認為，多樣化是能夠給我們帶來價值的。東西方之間不應產生隔閡。相反，我們應該努力確保中國在能源轉型和技術革命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惠及更多人。比如，幫助全球南方國家的更多人擺脫貧困，提升大多數民眾的生活質量和水平。我想，中國正發揮重要的作用。
歐洲也在積極與拉丁美洲、非洲、以及全球南方國家共同奮斗，以增進對亞洲的理解。
這種合作不應局限于美國和中國之間，更應包含許多非大型的國家。特別是在我研究的領域內，我們始終在向新加坡、韓國、馬來西亞、巴西及非洲國家等眾多各具特色的國家學習，它們提供了多樣化的發展模式，這對我們理解世界運行的多元邏輯至關重要。
歸根結底，我們的目標應當是推動不同文化向前發展，而非制造對立。在保護彼此獨立和自主權的同時，也要維護各自的文化和制度。
歐洲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我是意大利人，我們習慣于進行長線思考，這一點很重要。在文明發展的過程中，歐洲也扮演著重要的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凌駕于其他文明之上。
以“有為政府”和長期主義塑造國家創新體系
王文：中國的道路和發展模式其實有很多創新，近年來在人工智能(AI)、航空航天、基礎設施領域，都出現了大量的技術創新。我們的經濟運行和管理模式也有很多創新。我們擁有一個龐大的市場，相應地也需要一個強大的政府，而非僅僅存在于經濟學教科書中的那種完全自由化、放任自流的市場模式。
我們也出現了更多的政治創新，不是采取了美國那樣的選舉人制，也不像歐洲很多國家那樣靠一張選票來定奪政治領導人。我們用了更加完善的、更加符合中國國情的全過程民主的形式來推動中國的政治發展，才造就了我們現在政治領域更多的高效、廉潔以及符合中國國情的政治發展道路，我們不斷地完善政治制度。
我很想知道，作為一位研究創新的教授，您是怎么看待中國這種創新體系的？
弗朗西斯卡·布里亞：當然，中國擁有極為成功的創新體系，特別是在技術轉化方面，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中國是如何將高校和學術機構研發的科學技術有效地轉化到經濟領域，最終使得這些技術在市場上充滿活力地發展的？我認為，這正是有這樣的創新，以及創新傳播體系，包括公共部門和民營部門的合作模式，比如公共部門設定方向和目標，民營部門負責執行并塑造市場。這是我們非常感興趣的。
在產業層面，我們觀察到了這種創新類型，比如電動汽車、生物技術、信息通信技術、人工智能和能源轉型等。令人關注的是，企業如何整合這些技術以解決自己面臨的關鍵問題。我認為，這些和歐洲的情況很類似。在歐洲，我們在各個細分行業中面臨著極為激烈的競爭，并且具備實現這一目標的能力。尤為關鍵的是，他們能夠將技術有效整合到自身的供應鏈中。
中國在大規模擴散和傳播應用技術方面做得非常好，這種由政府確定發展方向、企業大規模應用此類創新以推動經濟發展的做法，正引發其他國家的濃厚興趣。
中國的另一個成功經驗，在于其長期的目標和愿景。從中國的創新軌跡中可以發現，有一些創新需要很長時間，也需要有冒險精神才能取得最終的成功，最終提供新的產品和服務。在整個創新周期中，具備承擔經濟發展風險的能力至關重要。因此，國家如何在創新上進行投資，非常重要。
比如有些時候，企業無法承擔風險，否則它們就會破產。這也引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如何確保國家也有“企業家精神”和“創業精神”，這也是我們從中國的發展中觀察到的另一成功實踐。
我們還面臨一個巨大的挑戰：在進行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及新型人工智能基礎設施投資時，必須應對能源消耗、水資源消耗以及從機器中持續提取數據的挖掘問題。我認為，關鍵在于如何降低能源消耗或轉向可再生能源。這不僅會帶來顯著優勢，還能以高效清潔的能源推動經濟發展。
與此同時，我們還需制定與數據相關的戰略，因為數據是數字經濟的重要原材料。數據不僅是重要的經濟資產，還在推動人工智能經濟發展中，扮演關鍵角色。此外，數據也是一種集體利益和集體產物，由我們所有人共同創造，涉及文化、體制機制及規則，這些都是人工智能體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我認為，我們需要找到一種全球可適用的方式，可以在不同國家、不同創新體系中合作，同時維護數據主權。比如在歐洲，我們有各種監管人工智能的方式，也非常關注信息自主權、人們的隱私，以及文化傳統。
如果我們能夠在新的市場上進行合作，尤其是在由人工智能和數據所創造的新市場中進行合作，那將會實現雙贏和共贏。這種合作不是由某一方來主導，而是通過真正的協作來實現，這意味著我們要保護彼此的國家主權、尊重彼此的差異。
AI與數據時代 應捍衛主權、拒絕霸權
王文：我們面對技術創新時，往往傾向于從未來的視角進行審視。正如您所知道的，中國人民大學正在發起“2050研究計劃”，讓我們來暢想一下2050年，您怎么樣看待2050年的國際發展格局以及創新體系？
弗朗西斯卡·布里亞：我認為，當前，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所謂“技術爭霸戰”，這為構建更加民主和平衡的體系，帶來重大挑戰。之所以稱之為挑戰，是因為如今少數幾家企業正試圖控制數字經濟，因為它們的實力顯著增強，資源高度集中，不僅涉及經濟基礎設施，甚至還包括社會經濟領域的權力。我們將其稱為“科技巨頭”，它們主要來自美國。同時，中國也有類似企業的涌現。
如果它們不受規制，就可能像我們如今在美國所見的那樣，獲得過大的政治權力，控制社交媒體，控制民眾數據，甚至會干預到選舉。這類情況在歐洲一些國家的選舉中，也屢見不鮮。
與其說一開始我們就進行技術競賽來決定哪項技術做得更好更快，不如從人性本身出發來進行變革，比如考慮如何使人們能夠脫貧，如何更好地應對氣候變化，如何改善我們的衛生醫療體系，如何讓我們的城市更加綠色、更加宜居，如何讓人們在地球上生活得更好。
在我們看來，任何問題的起點都應該由此著眼，從公共利益出發，從人類所面對的挑戰出發，繼而探討科學技術如何幫助我們應對這些挑戰，實現我們宏大的目標，然后在這些方面發力開展重點合作。同時想想，在這種背景之下，貿易應該扮演哪些新角色，如何更好地保護知識產權，如何開展數據治理，如何對金融服務制定更好的規則。
網絡安全和氣候問題同樣亟待關注。其中，氣候變化更是重中之重；為人們提供經濟適用房，這應當成為國際合作的焦點，而非阻礙經濟增長的因素。出口管制、頒布禁令和制裁等經濟民族主義措施，終究無法讓我們充分把握這場技術革命帶來的未來機遇。
我們正處在一個至關重要的歷史節點。盡管我們已經見證了諸多進步，但我們必須確保這些進步服務于人類福祉與共同繁榮，而非制造新的鴻溝或催生新形式的殖民主義。
(本文內容摘自意大利創新局局長、歐盟委員會顧問弗朗西斯卡·布里亞教授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全球領導力學院院長王文的對話，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