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長沙11月22日電 題：儒家人權觀和西方人權觀如何實現互鑒？

　　——專訪美國斯克蘭頓大學哲學系教授龐安安

　　中新社記者 劉關關

　　“中華典籍中的人權理念”國際學術研討會11月18日至20日在湖南大學岳麓書院舉行。此次研討會旨在依托古代經典文獻闡發中國人權發展理念。

　　中國哲學有何獨特性？儒家傳統中能否開辟出現代男女平等之道？儒家思想中蘊含哪些人權觀？儒家人權觀和西方人權觀如何實現互鑒？世界各國可以在人權領域展開哪些合作？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斯克蘭頓大學哲學系教授龐安安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就上述問題展開討論。

視頻：【東西問】美國學者龐安安：中國哲學要保存特有的哲學風味來源：中國新聞網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哲學有何獨特性？

　　龐安安：西方哲學研究者一般透過論證式、數學式邏輯定義哲學。中國哲學不采用上述邏輯開展研究，因此容易被西方誤解，有人說中國哲學不算哲學。事實上，中國哲學有其獨特性以及自身邏輯性，它沒有辦法完全套進西方哲學的邏輯當中。

　　中國哲學沒有主客體對分，研究者不一定用數學式邏輯進行哲學對話。主客體對分的邏輯具有客觀性，它可以把對象當成一個客體去研究，這對科研很有效。而中國哲學主要講的是生命哲學，其特點是從生命的整體觀看問題。人與自然不能用“二分法”來分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中國哲學還可以用詩詞、講故事或隱喻等方法來闡述觀點，是一種很豐富、可以反復發現新意的哲學，它跟著人一起成長。

　　中國哲學應該保持自己特有的風格，必將逐步走進世界舞臺，這也是中國哲學對世界哲學界的一項貢獻。西方哲學完全用數學邏輯去定義哲學，就會過于簡化自己，對哲學發展也是不利的。中國哲學有自己的智慧，只是它熱愛智慧和表達智慧的方式不一樣。在二三十年的哲學教學生涯中，我發現能讓學生們眼睛一亮的是中國哲學特別的思考方式，他們從來沒有想過能夠從這樣的角度去看哲學問題。

　　我自己以及其他一些中西哲學對話者都在努力解釋中西哲學在邏輯上的差異，努力讓中國哲學擁有其該有的地位。有些西方哲學的研究者對中國哲學的研究方式是比較認可、接受的，也想走出原來的哲學架構，讓哲學再度“火”起來。哲學研究就只有一種方法嗎？還是它可以多元化？中西哲學的研究者可以一起，重新定義哲學。

　　中新社記者：儒家思想中蘊含哪些人權觀？

　　龐安安：儒家從孔子講“仁”是一個德目就已經開始發展一些人權觀念。孟子則發展出“仁政”和“為民父母”的觀念，并表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要實現“仁政”就要實現“恒產”和“恒心”。如果人民沒有“恒產”，就沒有辦法有“恒心”，這對人權來說非常重要。“為民父母”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解決貧窮問題，能讓人民不需擔心他們下一餐有沒有飯。另外，“仁政”不能苛重稅，不能有太嚴格的刑法，并且要尊重農時。

　　按照孟子的理念，實現“恒產”之后，就要考慮發展人的品德，要教育人民有禮節、禮儀和是非觀。如此一來，整個社會就會受益，人民就可以生活在一個有德、溫暖、互相關愛的社會。這就像《禮記·禮運》里面講的“天下為公”。政府有義務為民眾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讓他們能夠接受教育，發展潛能。

　　中新社記者：儒家人權觀與西方人權觀主要有哪些區別？這兩種人權觀如何實現互鑒？

　　龐安安：總體而言，西方人權觀認為，人權是“不受干預”的權利，個人財產權、言論權、生命權不受政府和其他公民干預，這才是真正的自由。比如，很多民眾排斥全民保險，因為他們不希望選擇保險公司的自由被剝奪。

　　而儒家的人權觀是不一樣的。孟子說政府有責任給人民“恒產”和“恒心”，要實現“耕者有其田”。地權最起碼要相對平等，不能差距太大，不能買了很多房子但不住。孟子倡導施行“井田制”，即一個“井”有9塊區域，8個家庭要先一起耕種中間的共有土地，之后才能耕種自己的土地。這里就涉及公共、公益觀念。

　　儒家的看法是，要達到“恒產”和“恒心”的目標，憑個人是做不出來的。有一些事務必須政府出來干涉，才能實現對人權的保護。在需要的時候，政府有公共責任去干預市場，避免貧富懸殊過大。

　　如今，西方自由主義哲學對人權的看法正受到越來越多批評。很多人認識到，在自由主義支配的“不受干預”型社會里，人民的權利沒有被干預到，可也沒有人關心彼此，于是造就了冷漠社會。人們只看重自己的自由，這對國家和公共事業不利。

　　儒家人權觀可以給出一些借鑒。政府有公共責任，必須關心人民，某些事務政府必須介入。而在政府干預的時機和程度上，西方有一些法律或政策上的觀點，也可以給儒家哲學一些參考。

　　中新社記者：當今世界，人權面臨哪些迫在眉睫的問題？世界各國可以在人權領域展開哪些合作？

　　龐安安：我特別關心貧窮的問題。現在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非常發達，并控制政治運作。在這種情況下，全球的貧窮率和貧富差距都在增大。

　　當今世界面臨許多問題，在有些問題上，政府和國際社會在需要的時候可以采取措施。例如貧困問題。全球性貧窮問題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特別大。“人人平等”不能僅僅是一句口號，發達國家有責任對貧困國家提供幫助。儒家思想里“恒產”“仁政”“為民父母”等觀念可以給西方比較重視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觀念提供借鑒。

　　我比較關注的第二個問題是氣候變化。這個問題是影響全球的，沒有辦法區域性地開展工作，要全球所有國家一起合作才能完成。儒家哲學本來就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提出天地人三位一體的觀念，道家和佛家哲學對自然更加重視。有些西方生態哲學家特別贊賞中國的道家和佛家哲學對生態哲學的貢獻。在這方面，中國哲學有很多可以作為的空間。(完)

　　受訪者簡介：

　　龐安安(Ann A. Pang-White)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斯克蘭頓大學哲學系教授和亞洲研究部主任，國際中國哲學學會執行長。研究方向包括中國哲學、中世紀哲學、比較倫理學、女性哲學和社會政治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