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立杰說，目前，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對人格調查制度并沒有明確規定，但各地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司法解釋和審判實際，積極進行探索，其主要模式有：委托專門的社會機構進行調查、法院自己進行調查、由律師進行調查、委托社區矯正機構進行調查等。

　　“各地對人格調查進行的探索和嘗試，使人格調查制度受到廣泛重視，為建立中國特色人格調查制度積累了一定經驗，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劉立杰列舉說，如人格調查主體比較混亂、調查程序不規范、人格調查內容不統一、調查報告及其使用不規范、人格調查制度的適用范圍比較有限等。

　　為此，劉立杰建議，立法應建立、完善我國未成年人人格調查制度。

　　立法確立暫緩起訴制度

　　“逮捕以羈押監禁為手段，不利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身心成長。”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檢察院偵查監督處助理檢察員許寧談到，長期以來，我國司法界對未成年人犯罪始終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秉持少捕慎捕的態度，但在司法實踐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逮捕率居高不下的現象仍比較突出。

　　在談到降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逮捕率的設想時，許寧建議，應完善刑事訴訟相關立法，細化未成年人逮捕條件，健全逮捕替代措施。此外，他認為，還要積極探索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會危險性風險評估機制。這樣做有利于檢察機關做好不捕風險的評估，減少不捕的訴訟風險，也有利于檢察機關作出正確的逮捕決定。

　　暫緩起訴又稱“附條件不起訴”，是指檢察機關對犯罪嫌疑人暫時不予起訴，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內履行一定的義務，根據其履行義務的情況及悔罪表現再決定是否對其提起公訴。

　　北京市密云縣人民檢察院公訴處檢察官汪耕云認為，暫緩起訴制度體現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對未成年人保護的精神，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發育尚不成熟，尤其心理發育處于自我選擇未完成期，所以暫緩起訴制度可以使未成年人免遭“訴訟程序的消極作用”，有利于其自我改過、重新融入社會。

　　“隨著我國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和在實踐中的日益完善，暫緩起訴制度的確立已刻不容緩，其不僅符合國際刑事政策的大趨勢，同時也是我國刑事訴訟制度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引導下的重要實踐成果。”汪耕云說。他建議，應以立法形式確定暫緩起訴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