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發布今年高考招生工作規定，與往年辦法相比，特別添加了在報名提供材料時要簽訂誠信承諾書的內容(3月29日《京華時報》)。

　　以重慶狀元民族身份造假事件為例，即便當事學生簽訂了“誠信承諾書”又能如何？這種事根本不是學生能決定的，而是由其家長一手操作的，“誠信承諾書”也根本無法阻擋決心造假者的步伐。可見，杜絕高考造假、舞弊行為，關鍵不在是否簽訂“誠信承諾書”，而在職能部門的審查和監管是否到位。對于高考資料造假者，我們要分析和掌握造假者的動因，從而對癥下藥。從現實的情況來看，高考資料造假無非是為了在高考中獲得加分，或在大學錄取上獲得優先的待遇。重慶狀元民族身份造假，就是因為國家對具有少數民族身份的考生有很多高考優惠政策。因此，能否杜絕高考造假，與是否簽訂“誠信承諾書”無關，關鍵要將考生重點信息，特別是有關高考加分、涉及高考優惠政策的資料，通過適當的方式全面公開，接受其他學生和社會的監督，如此才有可能杜絕高考資料作假。對于高考舞弊者而言，“誠信承諾書”同樣也起不了多大的約束作用，關鍵是在平時要加強對學生的誠信教育和引導，同時要加強監管，加大對舞弊行為的處罰力度。

　　一紙“誠信承諾書”杜絕不了高考造假，也無法減輕教育部門的責任。與其勞民傷財、增加學生負擔搞“誠信承諾書”，教育部門不如多從自身出發，找找自身原因，想想自己在預防、減少高考造假、舞弊行為上還要下哪些功夫！